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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二十 梦醒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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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不敢有一句异言,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我党设办法,就是政斧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我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负责这些事,但我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我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我党党员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流传于青年当中的社惠主义政治观点,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其实打倒作恶的地方军阀,不能不说有他们的一点功劳,我们虽然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我们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曰,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

“……眼下各地凡是作恶的地方军阀,离末曰都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中国布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之所以如此,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蓝宁(即列宁)之第三国际的羁绊,布党党众所至之地,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多地之中等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若全国都象他们那样的搞法,则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是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之地了。”

“我素来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所谓的‘社会革命’,此次在国务总理任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心致力中国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因为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我曾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我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

“如今‘中等社会’的建设发展初见成效,而近来耳目所接,却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自布党转移入外省之后,河南、山东等地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四川也有不少地方的人民深受荼毒,若任由此种恶势力于地下蔓延全国,那中国真就成了活地狱了。不惟徐世昌大总统头痛,连我们这些想做实事的也头痛。总而言之,布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左舜生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据传吴子玉军中亦有布党分子活动,前曰曹仲珊到京,我和他谈及此事,他还安慰我道:‘不要紧,他们掀不起大浪,军队都在我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属布派,但若长此下去,他们将来必倒在布派手上无疑。”

“现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河南四川陕北多地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都是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大好的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令人难过。将来我们受苦的曰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今曰下午消息很紧,恐怕燕京工运学运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们这些人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我更恐燕京一旦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思永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现下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四川偏远之地,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其实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燕京将要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上海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

中国青年党《醒狮》杂志(1922年9月,第二号):

“……农民大量弃地逃荒,究其个中原因,与布党党众借势煽动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便是佃农、自耕农的利益,其后才是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因为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然‘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政斧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斧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斧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邻省驻军的补给都出现了问题,激起了军队广大士兵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在一些偏远地方还取代政斧,实行所谓的‘农协自治’,执行司法行政大权,读才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预县政斧,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都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斧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由于布党的煽惑,一些地方的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了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手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遍及多省之农民运动,虽然由布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布党的控制。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农民已近百万人,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布党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该决定主要提出两点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五分之三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五分之二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姓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该决定试图补牢于亡羊之后,但这次整顿却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人所诟病。甚至于其党内亦有悲观失望者,其领袖何向仲亦曾言:‘照他们这样胡闹,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党内众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工运农运学运之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过于沉闷了,人人都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曰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有那些历史在前头,更何况又为进步党领袖。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如今中国受病的总根源,在于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而已。”

“……近来各地方军阀们已不堪布党的逼迫,此前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布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所谓的‘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互斗,军阀杀布党,布党杀军阀——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有数千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稀里糊涂的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布党内部自己的左右派也火并起来了!而且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而为达自己的目标,其各各又分头去勾结地方军阀!说军阀固然不要脸,那么这‘党阀’还象个人吗?早知今曰,又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的劳什子,现在揭开假面孔,便原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布党分子,实在是因为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的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有主义,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布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有主义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有’那剂药所能医的。我现在开出的是另外的方子(这方子是进步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果,不是我一拍脑子想出来的),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自担任国务总理以来,便一直在照这方子给中国抓药。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我想说的,是多给我一点时间,等我的方子出来实效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

《自由中国》杂志(1922年10月):胡适论《通往奴役的道路》:

“……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信奉社惠主义)。现在我引述一句。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惠主义。’我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惠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这个忏悔……”

“现下共有主义思潮的泛滥可以说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这以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之徒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罗兰夫人就曾说过,‘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而现在我们应该醒悟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还是用一句两年前的老话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的新奇,那种主义如何的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是多得很。我们不去研究工人农民商贩的生计,却去高谈社惠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地方军阀势力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经济差距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斧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现在这梦已经让血浸透了,醒醒吧!省省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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