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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1 谁继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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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天暮雪,乱石滩边,刘文济头顶毡帽,一身蓑衣,坐在江边垂钓,只不过,支出江面的鱼竿不只没有鱼钩,连鱼线都没有。显然,荆王钓的不是鱼,而是蛰伏者的寂寞。

江面上寒雾缭绕,视线不甚清晰,但过往的行船,依稀可见,视野范围内,接续不断。

荆王府内人多眼杂,也只有这等独钓寒江的环境下,方能带给刘文济一丝安定,才能稍稍放下戒备,松弛神经。

南国的冬季同样很冷,江风肆虐,更加剧其寒,即便身侧摆着一方炭炉,祛寒效果也不佳。不过,对于这样并不舒服的环境,刘文济早已甘之如饴,也正是在这种自我磨砺与沉淀之中,他整个人从内到外趋于“至臻”。

随从并不多,只五六人,零散地侍立于周遭警戒,都是最忠诚精悍的卫士,寒风难侵,水波不惊。

通往垂钓之所的小径上,一道人影匆匆而来,引起了两名卫士的警惕,不过见到来人,又松开刀柄,恢复岗哨状态。

刘文济耳听八方,来人的动静自然察觉到了,不过没有丝毫动弹,等萧恭奔至其侧,刘文济方才问道:“脚步匆匆,情绪外露,出了何事,让你如此失态?”

闻问,萧恭深深了吸了一口这江边的凉气,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重重的吐出,沉稳有度如萧恭,此时也难掩饰激动之情,拱手长拜,声音甚至不自觉地发颤,绝不是冷的,因为内心的火热足以抹平冬月之寒。

“禀大王,京中来信,陛下,驾崩了......”

很难准确描述出初闻如此“噩耗”时大汉荆王是怎样一种心理活动,但是,从他遽然而起,脚滑摔倒,又迅速起身,两眼死死地盯着萧恭,这一些的反应,又似乎足以诠释其心情了。

刘文济目光中的意思,不言而喻,萧恭再拜,道:“陛下于十九日,驾崩于上阳宫!”

“回江陵!”撂下一句话,并不多作言语,刘文济转身即走,小径之上,健步如飞,一直到登上车驾之前,方才发现,手里依旧紧紧地握着鱼竿,骨节已然捏白。

放下鱼竿,又发现鱼篓落下了,不需侍从帮忙,刘文济选择亲自折返去拿。等刘文济提溜着一个极其普通的鱼篓回来时,已然恢复了平日里的从容不迫,面上已不见丝毫波澜。

对于荆王集团的众人来讲,他们并不知道多年的蛰伏、积累、等待,是否就是为了这么一天。但是,当天子驾崩的消息传来之后,核心圈子里的人物,都难掩其激动。

就此事,刘文济势力自然进行了一番紧急商讨,当机立断,决定即刻起行,进京,夺位!

紧跟着,萧太妃一纸书信飞马而来,上边只有一个字:稳!

简洁有力的一个字,就像“定”字诀一般,彻底帮助刘文济把心定下来。只稍作斟酌,便更改计划,决定暂时不急于进京,毕竟,朝廷还未发丧。

而于刘文济而言,也有稳着来的理由,从天子驾崩之后,他与大汉帝国命运的联系就陡然紧密起来。不为其他,就因为他是太宗皇帝之子,一个除了“血脉问题”,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说道的毛病的亲王。

天子无后而崩,不论朝中当权者是谁,在决定继位者的问题上,都不可能绕开他!当然,在京的萧太妃,也能给刘文济一定的信心。

又足足等了三日,天子驾崩的消息,才从官方渠道正常地传至江陵,并由江陵开始,继续向整个湖广,以及更难的两广乃至安南扩散。

于是,江陵震动,湖北震动,中南震动!要知道,就在去年春,天子还巡幸湖广,那时虽然荒唐,但看起来还算正常,身强体健的,这不到两年的时,怎能发生如此惊天之变?

世上聪明人何其多也!也就在荆王仪驾,自江陵出发北上,回京奔国丧之前,荆湖北道官场一个重量级人物,时任湖北布政副使的兖国公王增找上门来了。

仅看爵位便知,这位是何出身了,王朴之孙,王侁之子。说起来,王氏家族,在最近的三十年发展得并不好,已经逐渐从大汉顶级权贵的行列中彻底退了出来。

究其原因,还在于三十多年前的榆林之乱,作为早期平叛主帅的王侁,当时的处置有诸多欠妥之处,而结果也导致榆林局势糜烂。虽然榆林之乱的起因、肆虐、平定,在背后还有诸多更为复杂的因素,但王侁那口锅,背得也是没有一点毛病的。

也正是从榆林罢帅开始,王氏家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然,也就是王朴面子大,在世祖心目中地位高,换作其他人,或许已经被打落凡尘了。

王侁其人,心气很高,胸怀却不够宽广,性情也很骄横,但才干还是有些的。也正因有了榆林之乱的教训,反倒沉下心来,谋图复起。

在儋州时,用了四年时间,将当地蛮乱彻底肃清,果断狠决,屠了上万人,让世祖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后来又调任安南,担任都指挥使,仍旧负责剿贼平乱,在其任上,将一大批表面归顺、暗怀异心的原土着部族给清理了,虽然一度掀起了较大动荡,但却实质性地推动当地汉化发展。名声虽不好,但是劳苦功高。

然而,十余年的辛苦努力,只是为了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荣誉与地位,这样的经历,于王侁而言,也是颇为苦闷的。

同时,在世祖驾崩之后不久,王侁也在多年的劳累,以及始终萦绕心头的苦闷之中,郁郁而亡,到死连帝国核心统治区域都没能重返,就更别提光大王氏门楣、先父荣耀了。

到如今,又是二十来年过去了,王氏人才青黄不接,爵禄虽然继续传承着,但政治上却已然退化成一个普通勋贵家族了。这至少,与乾佑时期王朴在帝国、在世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而作为王氏嫡长,当代掌门人,王增多年以来,孜孜以求者,自然也是重筑家族荣光,把王氏重新带回帝国权力中心。当然了,理想是丰满的,但才具实在有限,熬了这么多年,也只是个湖北布政副使。于寻常官僚而言,这自是高官重职,但于兖国公而言,远远不够。

在这大变之际,王增主动找上荆王刘文济,其目的,当然是来投诚的。正常的努力,实在艰难,就只能走捷径了,而在过去的两年中,王增是默默关注着刘文济的权贵之一,他觉得,在刘文济身上,可以赌一把。

而对于王增的投诚,刘文济是意外多于欣喜,已经养成的谨慎性格的他,并没有接纳,而是交待他,当于此大变之际忠于职守、理政安民。

王增对此,不免失望,然而,却并不灰心,至少,荆王殿下并没有拒绝不是吗?紧跟着,王增便开始默默联系起来了,尤其是京畿那边,既探知消息,也把握局势发展,做好随时支持荆王继位的准备。

烂船还有三斤钉,何况是兖国公王氏家族,有些资源不使用,但不代表没有,而一旦发挥起来,总归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关键时候,未必就不能起到奇效。

就连日益衰落的王氏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盘,甚至冒险付诸于一定行动,可想而知,京畿之中,又是何等的波诡云谲、尔虞我诈。

腊冬时节的洛阳,除冷了些,一切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天子驾崩就仿佛对京畿士民没有什么影响一般,街市拥簇,交易频繁,喧闹依旧。

当然了,一点影响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很多士民,都停下了年货的采买与准备,皇帝驾崩了,即将到来的这个新年,注定没好过。

与此同时,驻守京畿所有禁军部队,都收到了枢密院的军令,全军戒严,禁止出入,违令者斩。洛阳周遭诸关要隘守军,也是如此。

在皇帝驾崩的情况下,就是枢密院实则也没有调动兵马的权力,但是一道戒严令,却还勉强在职权范畴之内。而所有的动作,只为保证一点,在新君继位之前,大汉军队,必须保持中立、保证稳定,这也是所有权贵们的共识,谁敢妄动,必遭围攻。

当然,巡逻治安、京畿秩序,还是需要维持的,洛阳府及巡检司的差役、官兵们,也大举出动,严管出入。这也就导致,实际掌握着巡检司的老将常古真,一跃成为洛阳城内实权最重的少数人之一,无他,冲他手握的三万巡检司兵马,就得给他这个面子。

常古真出身平平,是真正从底层一刀一剑打拼上来的老臣宿将,并且,其经历颇具传奇性。幼年惨变,青年复仇,中年从戎,年近古稀了,甚至能够影响到帝国皇位的继承,参与到决定帝国未来的活动中......

常古真是标标准准的“西征派”将领,在西北前前后后打了二十多年仗,甚至在魏王刘旻对安西的“营所制”改革中,也成为营主之一,在安西体制下享受着真正封建贵族的待遇(目前由其子孙在安西经营)。

而在常古真崛起的背后,当然少不了太宗皇帝的扶持,他就是在太宗不断的提拔,到达如今地位的。这,同时又反应出,自世祖以来,对寒门后进将帅提拔,以平衡传统勋贵将领的意图。

不管如何,至少在平康八年的这个冬季,洛阳城中,包括在朝权贵的大量人等需要看常古真的脸色行事,同时有更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他,老臣也由此感到了几十年来都未感受过的“热情”。

洛阳的局势,也正处于这样一种,复杂、诡谲乃至荒诞的氛围中。最荒诞的地方或许就在于,皇帝驾崩了,除了宫廷、朝堂、官府挂起白幡,披上丧服,从里到外,自上而下,没有一点国丧的样子......

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走得太突然,膝下又无后,生前有没有明确制定一个继承人,哪怕备胎都么有。这样的情况下,大汉的权贵们,心思当然都集中在,谁能承继大统,这个关乎帝国前途、万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来。

帝位的争夺,从来都是激烈而残酷的,康宗留下的,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散乱局面,就更加剧其冲突与混乱,甚至让人诸多权贵无所适从。

不过,短暂的混乱之后,大伙便迅速适应了。人心固然难测,局面或许混乱,但利益却是永恒的,不论公利还是私利。而基于利益而展开的帝位之争,梓宫运回紫微城后就已经展开了。

当其时,最先表态提议的,乃是宰臣寇准,他总是那般坚决而果敢,引人注意,干脆而坚定而表示,大行皇帝无后,当迎荆王刘文济为帝。

不得不说,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寇准与刘文济之间几乎没有超过同僚的关系,甚至没什么来往。当然,这也是刘文济刻意韬晦,所有朝堂宰相,他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讨好交结。

然而,当山崩之时,寇准却毫无犹豫、指名道姓地选择支持刘文济。其所持立场,也很简单,就坚决地秉持一个立场,太宗之后。而谈及太宗之后,数来数去,在寇准眼中,就只有刘文济了。

寇准代表的,实则是朝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至少“太宗之后”这个前提几乎是共识,只是,具体地来看,就有诸多讲究了。

太宗之后,可不只荆王刘文济一人。

寇准之后,有徐士廉、向敏中等宰辅大臣陆续附议,但也只表明当立太宗之后的意思。

然后反对的声音开始冒头了,竟然来自慕容氏外戚,他们反对的,当然是刘文济继位。理由有三:其一,自古以来,只有兄终弟及,没有弟终兄及的;其二,荆王久病,难承其重;其三,有契丹血脉。

这三点,第一条当然站不住脚,莫说弟终兄及,就是侄终叔及的,都有。

第二点,倒是其短,但疾病,也大不过法统,只要荆王还有口气,他就是有资格继位。

真正具备杀伤力的,自然是第三条,这一点,足以引发许多权贵潜藏心底的反感与排斥。

提了刘文济,那作为太宗长子的安南王刘文涣,被摆上台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比起刘文济,刘文涣的法理性,则更强了,同时,血脉上还是根正苗红的。

但同样,提议刘文涣后,反对声来得比刘文济还要迅猛,理由嘛,已经就国什么的基本没有提的必要,七寸就在于“常妃通奸、血脉存疑”这一点。

此事,虽然早已成为宫廷秘闻,但上层权贵们实则心知肚明,过去不提,只是为尊者讳,但涉及到大汉帝国江山的纯粹与皇室的血脉正统,那就顾不得什么脸面了。

当然了,这仍是有解决办法的,至少刘文涣后来有生了几个儿子,剥夺常妃所出二子的继承权即可。

这是个办法,但反对者可不会考虑其合理性,而涉及大位之之争,也从来不是讲理的事情,最终拼的,还是实力,或者还需要几分运气。

而帝位之争,随着刘文涣、刘文济两兄弟相继抵京,也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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