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 三司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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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慢慢西垂,没有了正午时分的酷烈,看上去不再刺眼。
徐平看着那惨白的太阳,面色沉重,一言不发。集议并没有意外,地方长官只是提出了一些施行中的小问题,无关大局。这当然是因为前期的工作做得细,还有杨告和方偕对徐平的支持也功不可没。特别是方偕,独自在襄州建司,掌管京西半路,他的态度对南部各州主官的表态非常重要。到现在,徐平已经得到了京西路官员的一致支持。
然后呢?以京西路的名义上《富国安民策》,不说把新政推向全国,最少京西路的改革不能中断,不管用什么办法,河南府的飞票必须兑付。徐平有把握,这次吕夷简不会再反对了。把范仲淹贬出朝堂,吕夷简看似没有损失,实际上影响力遭到了巨大的削弱。人心说起来虚无缥缈,但又无处不在,再反对新政吕夷简的能量不够了,而且正给倒吕的一派口实。吕夷简为官多年,做到这个地步,不会自己去引爆反对他的火山。
新政会进行下去,但吕夷简不会用自己,对此徐平心知肚明。不但不会重用,而且还有可能被发配远方。理由都是现成的,不管是河北路,还是陕西路,很多地方都要求徐平这个级别的人去镇守,给徐平提一两级官对吕夷简也是惠而不废。
走了一个范仲淹,吕夷简不会再让一个与自己不对路的徐平进京,不然徐平学范仲淹与他对抗吕夷简可真有些顶不住了。正是因为自己不会被重用,徐平才要把这本《富国安民策》编得尽量详细,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有了这本书,朝廷才会有兴趣推行新政,才能在徐平不主持的情况下顺利推行下去。
自己还年轻,不是日薄西山的太阳,不用去计较这一时长短。徐平惟一担心的,是自己不参与的情况下,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变了样子。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被一些人搞成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就不好了,坏了名声,再来收拾残局就难了。
至于李迪和陈尧佐,对徐平来说来与不来都不重要,他们的地位可以为徐平的政治前途加分,但不能为新政加分。可徐平的前途需要这两个人吗?
晏殊是认为需要的,所以他巴巴坐了一天,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龙兴寺的大门。就凭着徐平,哪怕就是加上这些州官,就能够对抗吕夷简的意志?晏殊心里,一直都认为徐平在胡闹。宰相禀国政,这些小官的意见有什么用?他们千言万语,抵不过李迪和陈尧佐过来露一面。《富国安民策》再是天花乱坠,比不过当朝宰相的一句话。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关键在看说这话的人是谁,对与错真的那么重要?天真!
太阳越来越向西谓,晏殊的心也越各下垂。怎么办?京西路全体官员支持徐平,自己怎么回朝上奏?是说新政在京西路得民心,徐平得民心,还是说新政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怎么说都是可以的,什么新政都无法让人人都满意,关键是选择立场。
晏殊的心里斗争得厉害,如坐针毡,天气虽然并不热,却一身细汗。
人群中的声音渐渐停了下来,贾昌龄上前拱手:“都漕,集议已定,京西路众官认为去年新政卓有成效,《富国安民策》实为治国之良策,当上奏朝廷,惠及天下!”
徐平点了点头:“若无他议,贾提刑可以了结了。”
贾昌龄应诺,取了监议的书吏写的书状,走上前呈给徐平。
把书状略略看了一遍,徐平抬手交给身边的晏殊:“学士也看一看,觉得有没有虚漏的地方,可以让众官再议。”
晏殊哪里有这个心思?随便看了两眼,便就交还徐平,口中道:“甚好!”
徐平提起笔来,在书状上画了花押,交还贾昌龄:“便如此吧。天色不早,提刑可以让众官画押,就此散了。今夜在此寺设宴,众人不需离去。”
贾昌龄领令,拿了书状,与蹑自己监议的官吏一起,组织到会的人签字画押。
此时集议便就到了尾声,徐平不须要在场了,便与晏殊一起起身到旁边净室休息。
走到半路,晏殊终于忍不住叹了口气:“云行,你真地以为靠这样一场集议,一本《富国安民策》,就能让朝廷同意你在京西路做的?要知道,三司可是欠着河南府数千万贯的飞票,那可是数千万贯啊!就是朝里同意,又哪里拿得出这个钱来!”
徐平道:“怎么可能会拿不出来呢?京西路的棉布确实运到他路卖了,这卖的钱在哪里?学士,钱已经出来了,就看三司怎么聚到手里还回河南府而已!”
晏殊一怔:“棉布是卖了,可三司从哪里来钱?”
“世上交易,从来都是钱货两清,没有货卖出去了不收钱的道理。朝里大臣口口声声说河南府的飞票是虚账,那是因为这账是挂在各衙门头上,要是欠的是民间商人的人,你看收了货不给钱他们能不能如此说?河南府手中的飞票,是有那么多棉布卖出去,又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莫不是他们以为,我的棉布不卖,都堆在货场里才是实账?”
三司兑不了飞票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旧的财政制度不适应的原因,也有货币循环一时反应不过来的原因,更与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有关,向细了想,就会觉得现在的经济制度处处是漏洞。晏殊理解不了很正常,以前的学问在这方面是空白。
终究还是想不出三司怎么变出钱来,晏殊只好道:“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王相公就提过稳住绢价,用三司铺子的购物券抵账。可如此一来,这些购物券相当于把三司铺子数年之内的收入都预支走了。云行,你要知道,现在的三司可没有了你在的时候那样的生财之能,好多用项都靠着三司铺子呢,要是把那些钱预支了,三司就有好大的窟窿!”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徐平又有什么办法?铺子里的收入本来是他给三司凭空生出来的,要用来支撑改革提高官员待遇为自己争取支持的,结果两年不到就把这钱给硬生生挥霍得不知踪影,这样的理财法谁也撑不住啊。
《礼记、王制》有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个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在中国被坚持了几千年,虽然中间也有一些人提出“量出为入”,小有波折,但大的原则并没有改变。量入为出,简单的说,就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其中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的原则留出储蓄,三十年准备好十年的储蓄,以应付天灾人祸战争等。问题是真正执行起来,有多少花多少是贯彻的,三年储一年之用是没有的,实际也做不到。宋立国之后太祖建“封桩库”,实际是储蓄原则的体现。但到了现在,由“封桩库”演变而来的内藏库实际上的储蓄功能越来越小,只是成了皇帝控制财政的工具而已。
没有预算决算制度,多赚出来的钱总是莫名其妙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反正有钱了就花呗,天下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徐平在三司的时候,还能有意识的地自己职权之内控制收支平衡,他一走,这方面的努力又白废了。
这种收入不足支出的情况在徐平前世是常态,有国债,有赤字,别说是透支三司铺子几年的收入,就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制造能力都敢给你透支几年。但那要有相应的经济运作制度相配合,就这个年代,现在的制度,根本就不用想。
没有预算决算,对收入支出就连中书和三司都没有底,透支的行为便顾虑重重。吕夷简坚持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这也是原因之一,也是他获得赵祯支持和许多大臣拥护的原因。一国宰相,不管心里怎么想,政策总是要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出来。
见晏殊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徐平道:“河南府卖出去了棉布,这钱是实实在在地卖出来了,三司自然要想办法收到自己手中。能收到这钱,现在暂时透支铺子几年的收入又算得了什么?不能把钱收上来,那自然是三司的事,没道理河南府和京西路担着。”
这话等于没说,晏殊摇头不语。要是知道怎么变出钱来,又哪里来的这许多事?莫非徐平的意思是三司缺了他不行?看他这几个月并没有这个意思啊。
徐平看着已经滑到西天的太阳,轻轻叹了口气。其实办法在《富国安民策》里已经写了,不管是用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的结算功能,都可以解决。晏殊想不明白,是因为他在理财方面基本空白,也不想在这种事情上动脑子。但以吕夷简的丰富经验,以他超人的智慧,必然是会想出办法来的。做到这一步同,徐平是真地没有想利用国事为难别人,让朝廷不得不用自己的意思。强扭的瓜不甜,要用自己,总得上边真心实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