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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七十二章 背后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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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党政府短暂的“武汉陪都”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三千里外的苏北,台儿庄大战正在进行,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到武汉。无数集会、誓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一个特殊的春节。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全国动员。陈诚、吉少山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

第一厅厅长,是刚刚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其主要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衷寒的这个任期,极为短暂。

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等待被埋葬的、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

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的两个任务,一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是把25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党,或转入戴笠组织。25岁以下的成员,则转入三青团。

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在10个省市,各招募两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到此时,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议,在汉口姜瑞元新任国民党总裁的官邸里召开,已被内定为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与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会议。

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健群吃里扒外

整个会议室里,都能听到丰悌的嘶吼声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

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

随后,戴笠也落井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

戴笠有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会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38年5月16日,蓝衣社的全代会,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

全代会开了3天,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别担任这3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入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由入党,复兴社可自由入三青团。但在大约50万名的蓝衣社成员中,转入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党。

有大约10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络。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

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昧的康泽,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

于是,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中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样,30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7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赢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武汉,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设立了,蓝衣社特务处成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任副局长。

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姜瑞元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整个权力顶峰上王座背后的影子。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特务处“大跃进”之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万人,被他的组织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

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五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将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五个军的“忠义救**”。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到十三四万人。

193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500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官僚,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7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

7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党的一个组织。

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姜瑞元,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以至于始终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可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

也是这个情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7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着姜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邓文仪快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是因为“有得有失”而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六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这个33岁的青年,在2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

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失去了就不能再。

那么,在这个给他招惹了这么多失意、是非的组织,终于解体之际,他想到的会是呢?

是咀嚼这官场的无常,从而潜心等待,酝酿着东山再起呢?还是悲观落寞,以为随着这群体的消亡,他已像一个把千万赌资输得精光、同时赌场已经打烊的赌棍,感到永不再有翻本机会了呢?

同样是傍晚的武汉,但物是人非。

如果康泽看到的是寂寞的残阳,那么,邓文仪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阳一同笼罩的、异常料峭的人世寒风。他正走在一条见不到尽头的、灰色的官场胡同里,此后许多年,他虽然也有升迁沉浮,但地位始终中不溜秋。

他再也无缘参与那重大的、让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历史了。

晚年的他,或许在他两鬓业已斑白之际,谈到导致他人生转折的“南昌机场大火”、杨永泰。真要到了那时,他是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还是会以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人事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那可以改变人间,以及冲淡隔膜与敌意的时光之河。

跟在邓文仪身后,刘健群也是步出大门。这个蓝衣社的惟一非黄埔魁首,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不平。自参加蓝衣社后,他处处受辱、处处碰壁。即使两度出任书记长期间也如此。

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和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风和街市,衬托着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地,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看不见的高墙外。6年多了,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但,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与5年前的散发《抗争》小册子、使他在南京声名扫地一样,制造这个危机的,仍然是他的妻子胡蕙兰。

全代会召开的3天里,就在不远处的寓所,胡蕙兰正潜入他的房间,将大批蓝衣社绝密文件一卷而光,从此不知下落。一两个月后,许多人就隐隐约约地风闻,这批文件已落到土肥原特务机关的手上。

一两个月后,这个“泄密案”就发案了。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打算借题发挥,要对他处以极刑。

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

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接着,他一个一个县城、一个一个小镇、一个一个车站地流亡。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亡到老家贵州的一个小山沟里,在一个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

从此,寂寂青灯,晨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陆军中将、30多岁的青年才俊整整4年有余。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

第三个步出大门的是丰悌,和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

但他的脸上,依然充满着刚愎而乖张的表情。“刺汪案”的阴霾,在两年多以后,早已经被冲得极淡,几乎不见痕迹。更何况他始终认为,他对社务贡献之大,无人可比。转入三青团的一大半成员,不就是他引领进蓝衣社的门槛的么?

他坚信的落魄失意,只是一时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的心中,鼓荡着王侯霸业的激情。

似乎,在他面前的,夕阳斜照下的武昌,那宽阔的大马路,正是他此后人生的写照。抗战烽烟已起,国家正值用人之际,的那一点点失误,算得了?何况他已获知消息,他将被重新起用,去出任长沙警备司令。

他能预料到么?如果说,刘健群正在走向落魄人生,那么,他正走向的,却是人生的尽头。“愚而好自用”的性格,加上民国深沉的官场黑幕,导致了他的惨死。

几十年后,他的许多位同僚谈及他的下场时,都以“丰悌的遭遇”为标题。丰悌,就是在全代会闭幕半年后,因“长沙大火”一案,死于枪决。

熙熙攘攘的中国,多少得意的权贵与失意的政客,被埋葬在无人得知的历史余烬之中。叹息着他们的才华与志气,大时代的浪涛汹涌澎湃,总有人会被冲散,还有淹没。

无尽的悲哀,仅仅只是史书上寥寥几笔的墨迹,或许连墨迹也没有。这些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的英雄、枭雄,谁人还会记得,他们曾经的名字?

最后,一前一后地走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寒,以及首任书记、蓝衣社创始人腾杰。

贺衷寒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此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民国的天际,开始显示出几分暗淡。

从远处看去,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不过40岁的年龄,头发却略略歇顶了。他貌不惊人,然而在暮色里,一眼可以看到的,是他锐利的眼睛。

这是一双饱含着泪水、哀伤地注视着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下去的眼睛。这一双眼睛,和**、堕落连在了一起,令人如此难忘。

他曾痛心疾首过这些**、堕落,也誓言要以一己的心力、热情与生命,来根绝这**这堕落。但时运不济,就连他的身躯,也沦落进了这**堕落的深沉黑洞。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部黄埔、民国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他的身上集大成着各种民国的、青年的象征。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的活化石。

这样,许多历史之谜、天地与人道的规律,都潜伏在他的人生里。不管他让人是爱是恨,是亲近还是敌视,无数后来者都可以在这样的人生里,获得审视、借鉴和反思。

这一夜,无所事事的肖作霖,在酒后痛骂姜瑞元“昏暴”。贺衷寒冷冷一笑,随即发表了的见解。

“你哪里,姜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

“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

一席谈话,让肖作霖自叹弗如。随后,贺衷寒的幽怨情绪,转到了的际遇,以及他念念不忘的蓝衣社的瓦解和解体。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你还骂他昏,你才是有点昏”

这番酒后真言,折射的是漫长年头里贺衷寒蹒跚的路途。这就是党的官场,姜瑞元统御之下的新中国,一个还留着腐朽赤化气息的新式帝国。

权力的背后,总有太多的阴影,那些不光彩的,蚕食了整个华夏的国运,直教天地蹦毁,山河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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