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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八章 出乎意料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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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壁残垣之间,浓烟烈焰之中,寨内教众依旧持械苦斗,但他们早已被无休止的炮击、枪击,轰击得筋疲力尽,已接近神智混乱的地步,根本无法给杀红了眼的官军以任何实质性的阻碍。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潮水般的官军从外寨卷向内寨,所过之处,尸横遍地。

张积中、张绍陵父子在祭祀堂内,集合家属亲戚数十人,包括两个地位最高的女弟子李素心、张静娟,**而死。

寨内血盈没足,一直流下寨外悬崖,以致染红了整个崖面。

教众堕崖坠谷者不计其数,崖底血流成川。

这面悬崖,后人称之为“血崖”。

逃出大寨的,被驻扎在各个隘口的官军和民团分头截杀,几无脱身者。

死难的教众中,包括在教的官宦子弟眷属男女共两百余人。

韩美堂为王心安部擒获,形色洒然,声称“愿从师而死,别无供词”。官军直接将他扔进了大火,韩美堂在火中放声长笑,良久不绝。

黄崖山上“泰州教”教众总数,一说八千人,一说一万两千人,寨破之后,生俘下山的,仅四百余老弱妇孺。

阎敬铭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道,黄崖山教众“合寨死斗,无一生降”;在他给关卓凡的私人信件中,感叹教众“生为倾资,死为尽命”。

后来根据不同的俘虏的供词,大致拼出了寨内情形的发展变化:

所有隘口失守,教众全入大寨,人心浮动,特别是在官军开始“攻心”之后,颇有人想投降的。但以韩美堂为首的死硬派坚决不肯投降,声称谁投降就点谁的天灯。

张积中本人的意见并不十分明确。他在信里说的“不逞之徒。劫令主盟,势不能出”,又说“人心汹汹,不能举步”。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不完全是缓兵之计。

最后韩美堂想出了一条计策:诈降,诱骗官军入寨。聚而歼之。

他的算盘是,如果够运气,杀掉了阎敬铭,官军即群龙无首。此时我教开寨出击,官军一定大溃;不行的话,也和官军彻底翻了脸,寨内的主降派想投降也没门了,只能跟着自己一条道走到黑。

残杀俘虏的官军,既是陷入疯狂状态的教徒的疯狂之举,也有进一步激怒官军、断绝“主降派”后路的用意。

进剿黄崖山。从正式开打到全寨平灭,前后不过三天,军事上获得的是完整的胜利;但政治上,却是风波骤起。许久难平。

黄崖山一役,杀戮之惨,到了死无孑类的地步,这种情形,即使是在发乱捻乱最猖獗的时候,也不多见。现在中原已经大定,黄崖山教案的血腥气味便尤其刺鼻。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死难的教众中包括两百多名官宦子弟眷属。这些人,除了张积中的亲友,绝大多数,都是山东籍人士。

事实上,这是阎敬铭进剿黄崖山最为投鼠忌器的地方。他之所以反复对张积中劝降,甚至中了韩美堂的诈降之计,根本原因就是意图避免这种玉石俱焚的结局。

关卓凡尽量使轩军和进剿黄崖山保持适当距离,所派炮兵连及“军事顾问小组”都不用公开名目,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作为穿越者,关卓凡对“太古学派”的本质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知道这个打着儒学旗号的教派的狂热程度,洗别人的脑的同时也洗了自己的脑,肯投降的概率是很低的。既如此,只要开打,血屠的结局几乎就不可避免,而乱军之中,是不可能对在教官宦一一进行甄别、网开一面的。

这个也是张积中当初最大的护身符。换了一个不肯承担责任的巡抚,很可能对黄崖山的种种不正常的情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扯旗放炮就好。

可阎敬铭却正是那种最勇于任事的人。

战后,山东地方喊冤声四起,京里翰詹科道中的山东籍官员,开始上折,有的委婉,有的激烈,但意思是一致的:阎敬铭良莠不分,杀戮过甚。

前文提到的长清县令陈恩寿——赴黄崖山劝降、差点丢了性命的那三位官员之一,“既痛死者无罪而横罹凶惨,又憾官吏之不能先几安抚”,愤而辞官。

朝廷当然要维护阎敬铭,参剿黄崖山的有功官员、将士,封赏一样没少。但连阎敬铭自己也觉得,和地方的关系闹得如此之僵,他这个陕西人,很难在山东巡抚这个位子上再呆下去了。

那么,该把阎敬铭调到那里去,又该派谁接山东巡抚的位子呢?

上谕下来,几乎跌碎了所有人的眼镜:

阎敬铭左迁户部尚书。

山东巡抚由署理布政司丁宝桢接任。

巡抚是从二品,部院尚书是从一品,就是说,阎敬铭连升两级。而且,户部——那是什么地方?!

而丁宝桢原来仅是一个“署理布政司”,且刚刚上任,资历尚浅。可他接的山东巡抚,反倒没有“署理”二字,真正是一步到位。虽然布政使和巡抚都是从二品,但大家都晓得,这也叫“连升两级”了!

这两个出乎朝野意料的任命,全出于关卓凡的一力主张。

把阎敬铭调离山东,就算是对山东地方最大的交代了。不管有没有“杀良”,天底下从来没有打胜了仗,反倒处分主将的道理。山东士绅以及山东籍的京官们,应该满意朝廷的处置,不会再唧唧歪歪了。

阎敬铭是升官,不是平调,更不是降级,因此,山东绿营的士气,也不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关卓凡要用阎敬铭,切实整顿户部。

“奉旨管理户部”的军机大臣是宝鋆。平心而论,宝鋆管部,还是称职的。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不花。比如,慈禧和安德海想修圆明园,宝鋆就不干;慈禧想把内务府拿过去,宝鋆也把着不肯放。

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制度”的范围内,基本没有流向什么不应该的地方。当然,改革“制度”,比如,减少将养八旗的花费,就不是宝鋆兴趣所在,亦非其能力所及。

但是,宝鋆管部,管好的只是“部外”;户部内部种种弊端,宝鋆却当做看不见。国家的钱,从户部出来之后,固然大致用得其所;但这些钱还在部里边的时候,却被“内部人”上下其手,狠狠先过了一刀。

宝鋆不管“部内”,或者说他管不来“部内”,除了他不爱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说到底,还是因为宝鋆本人就不是个清官,贪贿卖官,样样不缺,指望他“兴利”也许可以,指望他“除弊”——本质是整顿吏治,当然没戏。

以现有的历史资料看,可以担负户部“除弊”任务的,阎敬铭之外,不做第二人想了。

首先,阎敬铭不但清廉,而且简朴。

晚清高级官员,尽有清廉的,如曾国藩、沈葆桢、丁宝桢,等等。但开府建牙,迎来送往,得维持必要的排场,真正做到“简朴”的,可就少之又少了。而阎敬铭这两种优秀品质“二合一”的程度,在晚清衮衮诸公中,绝对是第一号男猪脚。

原时空光绪三年,即1877年,山西大饥,朝廷派阎敬铭赴晋视察赈务。阎敬铭一路敝车荆服,行李萧然。到任后,穿一身粗糙的“褡连布”做成的官服,并逼属下也穿这样的粗布,有穿绸缎者,自然是钱太多了,那就“罚捐饷济灾”吧。

他杀掉侵吞赈款的吉州知州段鼎耀,严劾奉使大臣礼部尚书恩承等过境滋扰地方,活人无数,晋人交口誉之“阎青天”。

光绪八年,即1882年,阎敬铭奉调入京,也是布服敝车,只带一个小家童,一老一少,悄然进京。

关卓凡想,如果都像阎敬铭这样不讲排场,这个级别的官员,正俸加养廉银,根本不需要贪污,日子就可以过得很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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