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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零章 预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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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时监控记录”,算是档案主一本具体而微的“起居注”。有些方面,如生活细节、行举止方面,并非什么资料都拿得到手,也没有“全纪录”的必要,自然比不得真正的起居注那般事无巨细;但有的方面,详尽的程度,却犹有过之。

比如,档案主的“社会活动”。

某年某月某日,何时出门?去了哪里?在那儿做什么?呆了多久?何时回到府里?

某年某月有日,何人上门拜访?为了何事?呆了多久?主人是否“留饭”?陪客又是哪几位?何时散席?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档案主有什么异动,绝大多数况下,他的“社会交往”会生相当程度的突变。

“预见机兆”,此之谓也。

这个“实时监控记录”,是一个好大的“系统工程”,为了完整有效实施之,军调处除了派出探子盯梢,还在每一个“一级监控对象”的家里,都“渗了沙子”——每一家的下人中,都有在暗中为军调处“服务”者。

这些“内间”,有的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或以真实身份,或易姓变名,应聘入府服役;有的本来就是“一级监控对象”的仆人,被军调处收买,为军调处提供报。

不过,后一种形,“沙子”是不知道自己的雇主的真实身份的。军调处多扮成有心巴结“沙子”主人的官员或商人的面目出现。这是为了万一事败,可以迅速斩断和“沙子”的联系,不使躲在后面操控一切的军调处暴露出来。

有的“一级监控对象”的府里,还不止一粒“沙子”。只是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那谁谁和自己是“一样的人”。

军调处和“沙子”的联系,有一个事先约定好的方式。这个方式,隔一段时间,就要改变一次,以使“沙子”的主人察觉不到异状。

每次和“沙子”联系——特别是本来就在监控对象家里服役、不知道雇主真实身份的“沙子”。一出府门,就会被军调处的探子远远盯上,一直暗中“护送”到会面地点;会面之后,再“护送”回去。这是为了保证“沙子”不被人盯梢,同时保证“沙子”不生异状,不起异心。

当然。“沙子”是不知道自己受到了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的。

“一级监控对象”们,再也想不到,关卓凡的耳目,已经放到了自己的府里,甚至身边。

比如。恭王府的一个花匠、惇王清华园的一个厨子、宝鋆的一个车夫,都是军调处“渗”进去的“沙子”。

不是说亲贵们对维护“门禁森严”完全没有警觉,但一般况下,他们只会在这些人的忠诚度上下功夫:管家,护卫,账房,门房,贴身的丫鬟、小厮——就是说。他们眼中的“要害位子”。

花匠、厨子、车夫、轿班,这些人一般被视为“无足轻重”,不认为会对门户安全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所以,在鉴别这些人的来路底细上,“一级监控对象”们也就不会使什么太大的气力。而亲贵府上,大多仆役众多,像恭王府,好几百口子人。若要一一“政审”过关,也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精力。

但在近现代的治体系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位子,却各有妙用。其中的车夫、轿班。对摸清档案主行踪,实施“实时监控记录”,尤其有特殊的用处。

现代的人,是很容易理解“司机”这个位子对于领导同志的特殊意义的。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领导们可还没有这个“觉悟”,他们当然是不会和自己的司机——地位低下的车夫、轿班“共机密”的;可是,他们的“机密”,“司机们”却常常“门儿清”。

比如说,档案主去自己的外宅;又或者载酒看花,到哪家“清吟小班”,“梳拢”那个红姑娘——这类行踪,大约不会告知家里,也不是什么朋友都晓得。但车夫、轿班,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不然,档案主自个儿走了去不成?

有时候,车夫、轿班,还能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今儿主人赴某某的宴请,这个同席的,某某都还请了谁啊?主人们在府内饮宴,长随、车夫、轿班们,自然都在府外等候,闲极无聊,凑在一块聊天打屁,你我他是谁谁家的,彼此一清二楚。

宝鋆和惇王在清华园会面的信息,就是由宝鋆的车夫提供,并经惇王清华园的厨子证实的。

收到“沙子”例行的汇报,军调处北京站必须迅速判断:其中有无有价值的报?

然后,根据信息的价值的高低,对之进行不同等级的“处理”。

大多数的信息,暂时看不出什么价值,一般对之进行“三级处理”,即“暂无价值,留待观察”,入档了事。

“二级处理”意味着,“有一定价值,但不必即时做出反应,继续跟进观察”。

最有价值的、应做“一级处理”的信息,数量最少。所谓“一级处理”,即“即时做出反应,并立即上报本部”——也就是第一时间向爵帅汇报,请求指示。

关卓凡的指示,也分成三个等级:“红色响应”、“橙色响应”、“白色响应”。

“红色响应”——对档案主进行全面监控,并拟定应变计划。

这个“全面监控”,不仅是对档案主本人的,和相关事件可能产生直接关联的人物,也要纳入监控体系之中。

“橙色响应”——密切监控,随时汇报,暂不打草惊蛇。

“白色响应”——暂时由他去吧。

宝鋆和惇王在清华园会面的信息,被陈亦诚和马丁内兹定为“一级处理”,第一时间密电天津本部。

很快,关卓凡便给予了“红色响应”的指示。

“待遇”如此之高,是因为宝鋆的这一次清华园之行,极不寻常。

在清朝,为了约束宗室对皇权可能生的挑战,亲王和大臣的交往,颇多忌讳。没有足够的理由,是不好随便来往来的。

拿惇王和宝鋆两个来说,惇王身上没有啥像样的差事,宝鋆作为军机重臣,是不可能有什么公务要和惇王商议的。旗人重礼节,但宝鋆是镶白旗的,惇王并不管着镶白旗,彼此既无“旗务”可谈,也没有奴才主子那一套礼数要打点。更何况,现在也不在什么节庆的点儿上。

如果像恭王、宝鋆那样,彼此私交极深也罢了,偏偏惇王和宝鋆两个,没有一星半点儿的私人的交。

有的宗室,雅善词章,悠游林下,笺召墨客文人,“雅集”、“诗聚”,某大臣躬逢其会,也还说得过去。可是惇王粗疏不文,玩这一套,那不是笑话吗?

这是“文”的,还有“武”的:有时候,某王公召集亲贵子弟,在自家“箭圃”中张靶“较射”——这算是追摹祖宗谟烈,不忘八旗骑射本色,朝廷原则上是支持的。虽然,这种聚会,大多时候,实质上不过一个“游园会”。

这种聚会,惇王倒是可以举办,但若有大臣参与,必定是武职的都统、统领、参领之类,宝鋆科举出身,是没有理由参与这种聚会的。

最关键的是,清华园之会,惇王只请了宝鋆一个人,并在清华园盘桓了整整两个半时辰,期间没有一个陪客。形之特异,前所未有。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主客二人,有极其重大的图谋要商议。

他们会有什么样重大的图谋呢?

考虑到惇、恭、关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惇、恭二王和宝鋆在“一级监控对象”名单上的特殊位置,军调处和关卓凡,都非常合乎逻辑地认为,不能排除惇、宝之会针对己方的可能性。

预则立,不预则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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