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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六一章 亲临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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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三人同意投奔桂王,两人同意投奔李信,按现代社会的做法,三比二,表决通过,大家一起投桂王,可惜这是明末,实力为尊。

黄得功的军纪最严明,实力也最强。

因此在实际上,白广恩加黄得功足以抵得上刘泽清、刘良佐与高杰三人,甚至还要强一些,毕竟白广恩曾于清军第六次入寇时在长城与清军作过战,虽然败了,但是也斩杀了数百名清军,仅凭此战绩,就足以傲视刘良佐等人。

刘良佐只与张献忠作过战。

高杰在贺人龙手下时,随着大明日显,贺人龙渐渐有了存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很少打硬仗,第一次潼关之战中,正是因贺人龙封堵李自成不利,才让李自成带着老八队的精锐循入了商洛山中,后来李自成复出,重新壮大,贺人龙随傅宗龙与李自成决点,又是贺人龙不战而逃,致使傅宗龙被杀。

到第二次潼关之战,高杰已取代贺人龙为总兵,却依仍弃李仙风而逃,致使潼关失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高杰从来就没打过硬仗。

刘泽清更是不堪,他是靠贿赂周延儒上位的,高杰还歹还和李自成周旋过一阵,而刘泽清连小规模的战斗都没打过。

目前黄得功部有一万三千人,白广恩部有将近八千,高杰、刘良佐与刘泽清的兵力超过四万。

五人都默不作声,渐渐地,殿内的气氛微妙起来,并互相间升起了一股提防之意,五人所带的护卫,也不自禁的握上了刀柄。

“罢了,罢了!”

黄得功突然挥挥手道:“既然人各有志,那么各奔东西便是,今日,咱们还是大明朝的臣子,他日相遇,战场上再一决高下!”

“好!”

刘泽清大叫了声好:“还是虎山(黄得功表字)兄痛快,我等五人,共聚一城,说来也是缘份,今日意见相左,实不宜妄动干弋,那就分道扬镳罢!”

那紧绷的气氛刹那间放松下来,毕竟谁都不想莫名其妙的混战一场,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高杰也道:“那我等早做准备,三日之内,便南下去广州!”

“告辞!”

刘良佐直接走身,拱了拱手,便大步离去。

高杰与刘刘泽清也随即离开。

三日后,刘泽清、刘良佐与高杰各自领军,率部南下,将由湖南入广东,投奔桂王。

黄得功与白广恩却是把部队留下了合把,只带上几十名随从奔赴杭州。

……

随着桂王小朝庭不战而降,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今安徽马鞍山、芜湖一带)望风而降,李信派出人员和兵马接收,他自成则亲率三万军奔赴杭州。

当赶到杭州的时候,杭州几乎被搜括一空,街头到处都是流浪的人群,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很多原先的富户,抱着头蹲在街边痛哭。

明代严禁私人拥有武装力量,因此当官军扫荡之时,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大地主大商家,都毫无还手之力,这放在宋代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其实历朝历代,论起兵祸之盛,无出于明末,别的朝代尚有地主坞堡等私人武装保卫财产和平民,但明代的皇权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顶峰,不允许任何的私人武装,在有组织的军队面前,普通人就是一只只待宰的羔羊。

很多人说明朝皇权不下乡,这是不对的。

明朝县官虽然不下乡,但衙役能下乡,地方上的地主见衙役如见老虎,官府通过包税制控制地方乡绅,乡绅再管理着佃农,层级分明,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

但明朝的问题在于,国家财源单一,完全是靠吸农民的血生存,既大包大揽,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必要的福利,导致了有明一代,农民与城市底层贫困户的生存异常艰辛,地方乡绅则时常受到衙役的盘剥,或者与之勾引,更加残酷的盘剥农民。

李信为什么一定要摧毁掉地主农庄?

首先要肯定,地主不全是坏的,也有行善积德的地主,李信打击地主,肯定会误伤无辜,但是地主有原罪,他们占据过多的土地与人口,生产效率却极其低下,严重拖了生产力进步的后腿。

历史上英法等发达西方国家,无论是谁发展工商业,都会从整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地主是靠收租过日子,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不适应工业化联合大生产的需要。

因此世界各国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相继消灭了靠地租过日子的地主,过程残暴血腥,即便是以赎买政策著称的日本,手段也让人不忍直视。

日本在战后土改的赎买价,是依照一九四零年的地价制订,可是日本战败后物价飞涨,四七年,每亩土地的赎买价只相当于一斤大米,这就是赤果果的掠夺了。

李信从一开始就策划打击地主,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佃农主持公道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要消灭地租食利阶层,尽可能的动员出人口参与工业化生产。

当然了,李信的手段是较为隐蔽的,作为现代人,各种撸羊毛的方法没使用过也听说过,没必要使用血淋淋的手段招人忌恨。

他召见了杭州的大工商业主与大地主,足足近百人,跪伏在杭州布政使司衙门的大殿里,向李信控诉郑芝龙与孙传庭的残暴。

在官绅中,李信的名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不强抢人的财产,对于举人以上也暂不收税,并未触犯到官绅阶层的利益,所以官绅的苦水愿意向李信倾倒。

“大家安静,安静!”

李信双手连压,殿内的哭声才渐止。

近百双红通通的眼睛,充满期待的看着李信。

李信道:“我知道,在场的每一位,谁不是风里来,雨里去,才渐渐积蓄起了如今的家业,如今一朝尽丧,甚至还有人亲友被,妻女受到凌辱,我很同情诸位的遭遇,很愤怒于桂王伪朝的暴行,也很自责未能及早来到杭州,阻止暴行的发生。

然而,我们荡寇军成立的时间不长,根基不稳,尤其是海军力量更是薄弱,短时间内没法攻打广州,为诸位讨回公道之事只能延后了,好在诸位的田庄产业都在,只要能筹措到资金,就能重新恢复生产经营,我打算在近日内筹建银行,以低息向诸位提供贷款,助各位纡解困难,”

“哦?银行?”

众人纷纷相顾,目中满是不解。

但也有一些宁波钱庄的人物,现出了了然之色。

李信指着其中一人道:“这位先生,如何称呼?”

那人赶忙站起来,拱手道:“不敢当摄政王之问,鄙人宁波恒利钱庄掌柜郑妙,拜见摄政王爷。”

钱庄诞生于北宋,但很长时间都沦为了朝庭发行纸币,敛财的工具,真正有所发展,还是在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私人钱庄才在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兴旺起来。

说起来,万历是个神奇的时代,大明因万历党争种下了败亡的祸根,但万历年间,思想空前解放,明代的很多禁锢都在万历年间自然而然的消亡,工商业与民间金融如一夜兴起。

归根结底,这一切还是与党争有关,朝庭各党互相争斗,内耗,无力再对民间压制,这是历代都不曾有过的现象,以往上层权力争锋,多多少少都会波及到中下层,而明代的党争,反而促进了中下层的发展,这只能说明,一股新兴力量正在正下而上的兴起,不受朝庭控制,并反过来试图染指权力中枢,正如东林、复社、齐党、浙党、楚党等各种势力。

这切切实实的表明,明末真正诞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以私人钱庄为代表的金融业,正是萌芽的一种,在桂王小朝庭席卷过之后,宁波钱庄在杭州的钱铺可谓损失惨重,因为他们的很多钱是拆借来的,如今被抢掠一空,可债务还背在他们身上啊!

他们的处境比之工商业主和地主更加困难,十余名钱庄掌柜,全都望向了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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