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二章 皇城司密探

无数文举生蜂拥前来告状，要李小鱼杀人偿命，血债血偿，真的是让得包拯等开封府一众官员头大如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得是想方设法的将他们打发走，别来烦自己，去烦当今官家吧。

毕竟这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他不烦谁烦是吧。

这一幕，自然也是让得此时的大宋官家赵祯是郁闷异常，没想到这包黑子竟然如此狡猾，将如此大的一个麻烦转眼之间就踢给了自己，真是黑啊，不仅脸黑心也黑，简直良心大大滴坏。

同时赵祯除了郁闷外，更多的却是震怒，因为他不知道一场好端端的词会比试，到最后竟然会闹到这个地步，出了这样一场人命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文举生与武举生之间已经势同水火到这种地步了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的确，这件事赵祯也早已知晓，毕竟他可是天字第一号人物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不是说说而已的。

掌握着天下最精锐的间谍组织，皇城司，一旦坊间发生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能在第一时间知晓。

毕竟他虽然仁慈，但并不傻，虽然迫于祖宗成法将手里的权力给分出去了一部分，与一群文人士大夫共天下。

可那也是迫于无奈，毕竟只要是一个精神正常的皇帝，都是严重的疑心病患者，不可能对手下的大臣完全放心。

所以他是牢牢掌控着皇城司这一间谍组织，来监视这群文臣，包括民间的一举一动，来使自己保持耳目聪慧。

不然，要他真那么仁慈好说话的话，岂不是满朝都是霍光了吗，对吧。

当然，说到这，作者菌不得不再插一句了，那就是皇城司这一组织，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皇城司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熟悉点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是宋朝的一个间谍组织，不过很是神秘，很少见于笔墨。

的确，间谍是一种古老的职业，因为其特殊的职业要求，往往被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无法窥视其真实面目。

“间”，根据《辞源》的解释：“事之有隙可寻者曰间。”

这里的“隙”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而因寻找“隙”所采取的主观行为则为“间”，“间”既可以表现为情报认知意义上的窥探，也可以表现为谋略上的离间、策反和破坏等。

“谍”，《辞源》解释说：“谍，伺也，伺候敌人之间隙以反报其主者曰谍。”

谍是一种利用敌人的间隙而刺探情报的行为，如果做名词，则是指利用敌人的间隙刺探情报的人。

间谍二字合用最早见于《吴起兵法·应变第五》中的“急行间谍，以观其虑”。

而有文字记载最早的间谍活动应是夏代的“少康用间”，《左传·哀公元年》载：“少康使女艾谍浇……遂灭过、戈。”

据此，朱逢甲在《间书·论间》篇中云：“用间始于夏之少康，使女艾间浇。”

由此可见，间谍活动历史悠久，间谍的定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需求而不断变更。

一般认为，间谍活动只存在于战争期间，但随着世界斗争焦点的多元化发展，已经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间谍也不仅仅只存在于政治和军事领域，经济领域里的信息窃取和分析，也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因此，间谍的含义也随之有了扩展，不再是战争的专属物。

现在，我们所认可的间谍，是以各种职业或名义为掩护，采取种种方式，包括潜入别的国家，甚至打入其军队、国家机关内部窃取机密，搜集情报或者进行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

根据工作目的地不同，大致分为军事间谍和工业间谍（或商业间谍）。

这些形形色色的间谍活跃于黑暗之中，在世界各地的隐蔽战线上进行着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种战争一向都是竞争双方倾力角逐的重要方面和手段，也是任何式样的战争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要集团间的利益冲依然存在，间谍战便不会有停止的那一天。

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形态往往表现为公开或秘密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领域内的角逐或竞争，因此，为夺取国际斗争的主动权、争占发展先机，战略决策者一般都会把本国（集团）的间谍机构用作把握外部情势的情报认知工具，要求他们积极开展对外谍报工作。

不仅在国家间，甚至企业、集团公司、同行业间，为了抢夺竞争主动权，也大量使用间谍，搜集政治、经济、贸易、技术等各类情报。

由此，间谍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是不言而喻的。

取得一场间谍战的胜利，其意义不仅是局限在为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而服务，它的影响已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因此，对间谍史进行一场深入的探究作者菌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关于中国古代间谍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划归于军事研究领域，在史学界，很少有人将这一课题单独列出，即使是在专门的古代军事史研究中也鲜有涉及。

所以目前，国内有关中国古代间谍问题研究的专著还很少，特别是皇城司这种密探组织，几乎没有太多的史料记载。

我们所能看到的相关著作大多是带有通史性质的间谍史，很不全面，因为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以个案为中心，就事论事，很少将间谍活动放入历史大背景中去考虑，在具体的战略战术方面也鲜有涉及。

而作者菌之所以和大家谈谈皇城司，是因为宋朝是中国古代间谍发展趋于成熟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开创其鼎盛时代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历史时期，它有着许多独特之处。

这也许要归功于有宋一代频繁的战争。

在长达320年的宋朝统治时期，宋先后与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共存，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军事斗争极其频繁，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宋与周边各政权间的间谍活动在以前各代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成为中古时期的一个高峰，在间谍手段、间谍水平和间谍理论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发展。

需要说明，皇城司，最开始其实不叫皇城司，而叫武德司，在太平兴国六年才改为皇城司。

按《宋史·职官志》的记载：“皇城司：幹当官七人，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内侍都知押班充，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

根据《宋史》所载，皇城司明面上的主要职掌应该是保卫皇城，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除去作为天子的直属机关担任保卫皇城的职务外，它还是一个拥有专职侦察人员，具有侦察权力的机构。

关于皇城司的探事职能，作者菌查到的史籍中这样记载。

“皇城使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勾当官四员，多差亲信有心力人”。

“人物伪冒不法，则讥察以闻”。

显然，皇城司是具有探事职能的，今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皇城司是“天子的耳目、爪牙，也就是作为特务侦察机关，不仅稽查官吏、军人的非法、阴谋活动，而且有时还缉捕盗贼”。

由此可见，皇城司是宋代皇家的情报机关。

皇城司中主管探事的是皇城司探事司，它隶属于皇城司。

职掌是派遣亲事官于京师中侦探流言蜚语与图谋不轨者，近似于便衣侦察机构。

具体的探事人员称为逻卒，即皇城司探事司亲从官，也被称为察子、亲事卒、武德卒。

皇城司最初被赋予探事职能，是因为“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

也就是各割据政权还未荡平，国土还未统一，天下还未太平，宋太祖“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

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掌握各方动态，将各种不安因素消灭于襁褓之中。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侦探工作，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 年）设立了专职的情报机关。

“蜀平，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益州，余用选人以轻其权，而置武德司刺守贪廉。”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防止新占区反叛的防御措施。

史载，宋太祖“采听明远，每边阃之事，纤悉必知”，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皇城司的探事职能。

皇城司探事的内容无所不包。

《宋会要辑稿·职官》载：“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

也就是说，皇城司的探事内容已经细化到了民间的突发性琐碎事件。

皇城司的探事职能有两项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对内刺探、缉捕外国间谍，阻止其刺探本国情报；对外监察本国使者、接伴使，防止其泄漏国家机密。

在对内收捕外国间谍方面，因为皇城司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京城一带，所以其大部分针对的也只是活动于京城的间谍。

宋朝的京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全部重要政府机构，是最接近中枢首脑的地方，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各国间谍最为亲昧之地。

时人就曾感慨：“辇毂之下，岂无外国谍人？”

外国间谍在京城的具体活动情况，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我们无法了解更多，但从零散的记载中，还是可以推测一二。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政府下诏：“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公人仍转两资，百姓优与厢镇。而知不告者，法外重诛之，其妻孥仍配广南编管。”

同年六月又下诏：“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其容匿者，家长斩，妻子配流；所在失觉者，重劾其罪。”

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诏：“令捕谍人之在京城者。”

熙宁八年（1076年），“诏：‘外国刺事人，令都亭驿、开封府密遣人迹捕。告获一人，赏钱千缗，仍与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与酬赏。’时北人泛使将至，虑有奸人窃觇中国也”。

通过宋政府所发出的诏令来看，京城一带应该是外国间谍活动频繁区，知制诰王存就对此表示过担忧：“辽人觇朝中事颇详。”

那么，为了防止外国间谍的刺探与破坏，作为负责皇城警备的皇城司毫无疑问的要肩负起搜捕外国间谍，保护国家安全的重任。

真宗时期，皇城卒曾“告贾人有为契丹间谍者，捕系皇城司按劾”。

仁宗天圣三年（1025 年）“东上閤门使、会州刺使王遵度领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贾人张化为契丹间谍，即捕系本司狱，所连逮甚众”。

可见，皇城司不仅担负着刺探外国间谍的职责，还拥有直接缉捕、鞫狱的权力。

皇城司的对外监察，主要体现在陪同外交大臣出使外国。

两宋时期，除了对外战争频繁之外，国与国之间使者往来也极为频繁，为了刺探对方的情报和监视出使大臣，防止他们泄漏本国机密，导致政治被动，皇城卒理所当然的担负起了陪同任务。

一般大臣出使，身边都会有皇城司的人相随，人数为两人。

“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

苏辙在其《栾城集》中也记载了此事，“臣等近奉使北朝，窃见每番人从内，各有亲从官二人，充牵栊官”。

这种政策还一直延续到了南宋。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曾下诏：“应差生辰正旦非泛辈使并接送伴官，合差国信所指使译语亲从官，及皇城司亲从官，并仰依祖宗旧法，听审使副问答语言及见闻事件，兼觉察一行人，务于令整肃，可剳与主管往来国信所，今后遇差奉使等官，令检坐条法指挥官报，常切遵守，毋致灭裂。”

在这份诏书中清楚地指明了亲从官的任务：伺察奉使使副的言行，防止他们的举止过失和泄漏国家机密。

乾道以后，则完全绕开了朝臣直接以干办皇城司担任接伴金国使臣职务。

“（乾道元年）十一月三日，诏吏部侍郎陈天鳞假礼部尚书，干办皇城司宋直温假保康军承宣使，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副。自后接伴同此”。

在今人的研究中，对于皇城司陪同外交大臣出使的职掌，多是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宋朝对外软弱退让，以消极防御作为国防方针的表现。

同时，也说明了皇帝对于大臣的极端不信任。

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作者菌认为并不尽然，除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统治者强烈的情报保护意识。

让皇城卒与大臣共同出使或接伴，并非是某一皇帝的心血来潮，而是出于政治、军事安全的考虑。

如辽兴宗时，向宋索要关南之地，宋朝政府为此特地遣富弼使北进行交涉，并授以五书，各书所载增币数额不同，富弼留二书于宋境雄州，只持三书前往契丹，但由于辽国事先知道了富弼持有三书的信息，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富弼“徐出一书，辽人意未厌，复出一书，至于三，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遂从约”。

这里探得富弼持有三书的人，应该是辽之接伴使。

在辽方占主动的情况下，出使的结果是宋朝岁增币二十万予辽国。

同宋使负有刺探对方情报的职责一样，对方的使臣也同样肩负着刺探情报的重任。

《辽史》记载：“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后“宋人果取太原”。

可见，大臣在出使或接伴的过程中，如果稍不谨慎，就有可能泄漏国家机密，对国家的政治、军事行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严重者还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

因此，为防止情报外泄而采取一些措施是很有必要的，派遣皇城卒偕同出使、接伴的目的就在于减少或避免以上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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