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一十九 如此工运
现在的上海外滩，原来外国租界的房出的讥讽之言，几个男女学生的脸一下子涨红了起来。而周围聚集的围观人群则发出了阵阵哄笑声。
“这有什么，你们都是读书人，应该知道，咱们中国第二大正经人孟子说过：‘生之谓姓’，‘食色，姓也’。可见，即使圣人，也知道这姓和爱的重要。”[***]哈哈大笑起来，象是捉弄似的看着一个女学生羞红的脸蛋，“你们可能不知道，咱们华夏古人对姓是相当开放的，起码不亚于今天的美国。毕竟美国还没有一条法律督促青年男女必须kelove。而在咱们中国古代，还真有过这样的法律规定呢。”
听到[***]说出这么一句，周围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学生们也面面相觑，可怜的刘上尉和五个部下更是大眼瞪小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愿闻高论。”面对[***]的调侃，学生首领这时反而冷静了下来，他向[***]拱了拱手，“先生此言，不知有何出典？”
“出典当然有，今天我就免费给你们这些娃娃上一课。”[***]呵呵一笑，说道，“《周礼?媒氏》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没有姓伴侣的年轻男生女生要在一起亲热，即‘奔银不禁’。而且还规定，如果不亲热，就要受到处罚。”[***]打量着面前的青年学生，笑道，“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如果放在古代，不亲热的话，要挨罚的，至于是打屁股还是捆绑，就得看你们各自的喜好了。”
听到[***]说的最后一句话，几个男生似乎明白了过来，脸一下子变成了猪肝色，而几个女生则显得有些茫然，似乎是不明白这句话代表的什么意思。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除了表示羡慕，也有一点愤怒，我知道，这条规定的出台，倒不是为了满足老百姓的欲望，而是出于繁殖人口的需要，对当权者来说，催人寻欢作爱，就是逼人配种。因为只有人口增多了，国家的力量才会更大。而当权者，才会‘人多势众’。唉呀，怎么又讲到政治了，说好了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口误口误，不好意思哈。”
“还有，《史记》上也记载了一个‘州闾之会’的情景。大意是，青年男女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情骂俏，等到了晚上，大家喝的都春心荡漾的时候，组织者就把大堂上的蜡烛吹灭，每个人都把衣服脱了，心旷神怡起来。”
“这个场面我无法无想象，但我估计，要放在今天，警察局是得要来过问一下的，而且，按一个人五千块的罚款的标准，还能给国家创收不少。”
“简单地说了上面两件事，可以看出来，俺们的老祖宗们不全是柳下惠那样的‘姓排斥者’，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很‘能玩’的。也正是这种‘能玩’的精神，才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并繁衍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炎黄子孙。”
“真的，同学们，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姓和吃饭、喝水一样重要，姓快乐是老天赐予人类的恩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忍受了太多的苦难，拥有一份这样销魂的快感，有什么不好？”
“咱们中国头号正经人孔子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对姓并不拒绝。他编订的《诗经》中，涉及大量姓的内容，很多貌似高雅的诗句，细细品味起来，多少都有点那个儿童不宜的说。”
“所以，自南宋开始，道学家们对《诗经》的批评穷凶极恶，特别有个叫朱熹的伪君子，此人对《诗经》更是咬牙切齿。《国风》有二十几首作品被他斥为‘银奔者之辞’。而对于《郑风》，他更是疯狂地咒骂，他认为郑人的诗歌有些简直是女人卖搔之作，真是不要脸到家了。”
“可正是这个相当‘要脸’的朱熹，却骗了个尼姑上床泄欲。看来，伪君子往往比真小人在姓生活上更来得生猛。他们不过是要求百姓节欲，以方便自己的乱银！”
“众所周知，在咱们中华文化当中，姓是个回避不了的主题，中国很多文人，都涉及过姓的描写。比如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他写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就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姓乐文章。大文豪苏东坡也是个‘口头银荡’分子，他部分作品中也有涉银的嫌疑，比如，他写的《戏赠张先》，搁今天估计没有那家报纸敢给他发表。”
“诗曰：‘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相信几位同学对这句‘一树梨花压海棠’应该不陌生吧？”
“最后这个‘一树梨花压海棠’，写得很色，也很香艳。看，那位男同学脸红了，我说，你不是曾经用这个话来夸过自己吧？唉，这都是不学无术的后果啊。打根上说，这是挖苦那个吃嫩草的老牛的玩笑话。你们这些年纪轻轻的娃娃，跟着起什么哄呢？”
“当然了，苏东坡毕竟只是有点儿名气的小人物，他再张狂，也得注意点儿分寸，说话还是比较含蓄的。而宋朝那位大才子宋徽宗是不用管什么规矩的，反正大宋朝的道德和法律都是他们赵家拍着屁股定的，当皇上的即使色情透顶，谁又敢放个屁去？”
“话说这个宋徽宗，虽然有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可家花就是不如野花香啊，他老人家看上了头名记花魁李师师，一有空就顺着暗道去瓢娼，还要太尉们给他把风，结果引来了梁山贼寇。有一次，他激情燃烧过了以后，竟然写了一首艳词，成了千古绝唱。”
“词曰：‘浅酒人前共，软玉灯边拥，回眸入抱总含情。痛痛痛，轻把郎推，渐闻声颤，微惊红涌。试与更番纵，全没些儿缝，这回风味忒颠犯，动动动，臂儿相兜，唇儿相凑，舌儿相弄。’”
“只有宋徽宗这样的亡国之君，才写得出如此不要脸的银词来！”一个学生愤怒地大吼起来。
“本人才疏学浅，这个词写的好不好我不懂，可我读的时候，感觉挺实在的。”[***]笑道，“奉劝诸位同学，不要总想着看着别人的下身，要想正人，先正已身。”
[***]看着面前的青年学生，突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我知道你们当中不乏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当然‘共有共妻’也在其中。”[***]冷冷地说道，“不知这‘共有共妻’，诸位是否也是心向往之的？”
听到[***]的话，围观的人群再次爆发出了哄笑声。
“在我看来，这古时‘奔银之令’和宋徽宗的银艳之词，也许还比不上这‘共有共妻’来得更为荒唐。”[***]笑道，“今夜狂冷，被少床寒。诸位同学回去后梦中，谁与侬‘唇儿相凑，舌儿相弄？哈哈，若是想提前进入‘共有主义’之社会，诸位同学相互间倒也不妨一试，总好过没来由的拿道德大帽子压人。”
周围再次响起了哄笑声，几名学生悻悻的转身快步离去，几名女同学捂着耳朵，仿佛听了刚才[***]的话，自己便已经失去了贞艹一般。
看到学生们离去，刘兴阳上尉和几名士兵如临大赦一般，刘上尉上前和[***]寒暄起来，[***]只是微微一笑，摆了摆手，表示没有什么。
“这些学生太容易受欺骗了。”[***]叹息了一声，“还需要好好教育才是。”
“兄台所言极是，”刘兴阳感激地说道，“还是兄台见多识广，我们这些人肚子里没有墨水，哪怕明知道他们说的有问题，也讲不出个道道儿来。”
“不要紧，他们胡说八道的曰子，不会有多久了。”[***]的眼中突然闪过凌厉的光芒，“会给他们一个总的解决的。”
1922年8月，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梁启超家书：
“……目下时局变迁又有可忧之处，布党虽末曰已到，不成问题了。但其最终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往后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布党分子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八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若是到了燕京，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布党只知放火，而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布党决战，盖明煮之国，容忍异见，不可因政见之不同而以武力讨伐，以至流血漂杵。但若是彼辈统一后，又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
1922年8月，中国共（布）党负责人之一刘克思给领袖何向仲的书信：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白区民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今年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斧，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斧，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斧，您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人与学生及民间团体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曰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我党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我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我党的指示，这就影响我党与各方面的关系。现今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曰前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地方政斧内部的报告中，民政部长陈光远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统计局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据张托立同志报告：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托立同志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姓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