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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变成了改革反对者的传声筒。后来我读了利加乔夫所写的书，其中大肆吹捧阿法拉西耶夫，由此我再一次确信，上述情况完全是在他一手支持下发生的。
社会舆论越来越对《真理报》持否定态度。同时在报社内部人员中也对”老总”怨声载道。他的冷漠态度，对同僚意见的公然蔑视，他一直埋头写自己的书从而损害编辑工作，无不令人感到气愤。总之，撤换主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提到了普里马科夫、博尔金、涅纳舍夫、甚至卡普托
最后我还是选中了那位弗罗洛夫。坦率地说，我希望担此要职的人不仅按职业标准（院士、富有经验的编辑）完全合适，而且也足可信赖。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显示了人们对内正在发生的件的看法和立场日益分化。形成了两极：一极是改革派，当时主张横扫一切的激进派也附属于此派；另一极是顽固守旧派，当时公开复仇帮尚未从中再次分化出来。
这是概略的说法。意见和立场的歧异十分巨大，在上述两大阵营的内部还有许多”骑墙分子”和持中间派观点的小派别。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业已展开：粗暴的指责、攻汗、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的私利。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便去参加新闻界的会晤，目的在于使火气冷却下来，提醒他们别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责任。这能让对立各方停止争吵一段时间，但随后论战又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完全符合升级的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参与了这场混战，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
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动，这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都获得了什么，是以怎样的代价获得的，造成了什么损失，推销共产主义模式对几代苏联人演变成了什么。在这些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低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曾经热切希望建设公正的新生活，不仅成功地提高了祖国的地位，而且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与斯大林制度及其反复有关的一切，必须进行分析，集权政治的悲惨教训应当永远记取。但也应当保持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记忆的尊重，对他们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作出应有 的评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坚信革命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会对不加区别地否定过去倍感委屈、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需要进行深人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分析。这就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过去被精心掩饰了的各种悲剧性的事件。但是，当然应该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记为了各民族的发展、它们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和睦相处和友谊所作出的那些极其巨大的努力。
可惜在这些问题上成见和偏执同样占了上风，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权力的宝座。□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十章 经济改革：初步的尝试改革的前奏
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公开性的话题。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在这些领域之中，经济更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行（1987年2月）归来，我决定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便于3月9日前往皮聪达。临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开讨论经济改革的中央全会的问题，请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提出这方面的设想，自己则着手阅览与经济有关的各种材料。
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并吸收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曾试图以评论的态度客观地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一分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开始实施，全国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
如上所述，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只是在当了总书记之后，我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 16％，而是 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
1982～1984年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工作并不是要查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灾难。我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1986年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消除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人的改革。很可能，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夫也大体上与他们一样。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强调科技进步，支持他们的则是实业界领导人的庞大队伍：部长们、企业经理们。而领导层中的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则主张毫不迟疑地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改革。
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
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规划，规定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我对《科学技术发展目标规划》中的下列项目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信息技术与计算技术，转动与转动传输作业线，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学，基因工程技术等等。顺带说一句，这些规划已规定了投资政策的重大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广泛合作、与西方公司（特别是德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规划被各级领导干部视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转折。这种心情在科技进步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公开性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言谈举止也无拘无束了。
这一切让人情不自禁想起伊戈尔?谢韦里亚宁的诗句：
什么？真是如此？纵有万般心思——自今而后，都可以诉之于言辞？□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十一章 决定性的一步 史学家们酷爱在归属他们的”天地”里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如今他们正在就改革的分期问题展开争论：这改革该是始于1985年的3月呢，还是某个稍晚一些的日期？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1985～1988年间，为了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
实际上，直到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为社会舆论激化所驱动。
对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认真的反思，哪怕作出一个过渡性的结论也好；主要是应该对未来有明晰的构想。渐渐地我想写一部有关改革的书的意念成熟起来了。起初，我竭力驱赶这一想法，但它反反复复地显现于我的脑际，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这部未来之作的总体结构，它的章节已经勾勒出来，我的笔记本上也已写满了各种素材，包括怎样陈述某一个命题的构思。最终，我决定把自己的构想向我身边的同事们作一番倾诉。
应当说，这一构想并未得到热诚的支持。弗罗洛夫建议不必出书，写一组演讲材料足矣。多勃雷宁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对这些意见我不反对，但总觉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