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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第一轮会谈时我对布什就军事和政治问题发表的意见只作出了很简短的回应，我认为现在把要点加以说明是适宜的。
我说：”首先，美国应当从这一事实出发：苏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美国发动战争，不但如此，苏联准备不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敌人。其次，我们主张携起手来保障相互的安全，愿意把全方位的裁军进程继续下去，并为防止研制各种新型特异武器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第三，我们采取了防御学说，我们的军队已经普遍实行深刻的改革：中欧驻军的部署正在改变结构，师一级驻军的坦克现在已经减少，登陆渡河装备正在撤出，攻击型飞机正在转移到第二梯队以及其他等等。
但我们产生了种种问题。为什么美国继续执行20年前采取的灵活反应战略？为什么它的军事实力三大组成部分之——-海军至今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为此我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苏联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拥有核武器，既有战略核武器，如潜艇弹道导弹和海基飞航式导弹，也有战术核武器，如短程飞航式导弹、核鱼雷和核水雷。海军战略核装备是日内瓦裁军谈判的项目。剩下的是战术核武器。我们愿意就全部销毁这种武器达成协议。采取这种断然的决定，会使监督程序一下子变得简化。
维也纳谈判还剩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削减武器的同时裁减军队兵员。我们建议把兵员裁减到每方为130万人，即双方各裁减掉100万人。第二个问题是减少驻扎在外国的军队数量。我们建议以30万人作为上限。据说只准备裁减苏美两国的军队。然而还有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加拿大的军队。第三个问题是空军的规模。我们曾提出北约和华约双方各自的前线战术空军拥有飞机的水平为4700架，并提出截击机的单独水平。不过，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很缓慢。我强调指出，我们支持布什总统关于”开放天空”的建议，这个建议很有意义。
谢瓦尔德纳泽提到布什昨天就化学武器提出的很有意义的建议。我重申我对这项建议持肯定的态度。
接着我们重又谈起欧洲事务。
为了不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重点地谈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具有深刻的性质。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日子里，应当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格外仔细、格外认真地行事。这个观点实际上得到所有欧洲活动家的支持。
这个观点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首先，要在继续和发展赫尔辛基进程方面下功夫。因此需要第二次赫尔辛基会晤，我们必须在这次会晤中研究新的形势，制定出共同的标准和方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在另一种时期建立的跨国机构。这里也需要仔细、认真的态度。现有的保持平衡的工具不应当削减，而应当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改造。东欧和西欧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不应当竞争，而是应当合作。
我接下去说，欧洲一体化可以采取各种形态，其中包括未知的形态。这个过程不是无痛的。我们是根据苏联的情况作出这种判断的。东西方接近的历史性机遇已经出现，如不加以利用，后果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今后事态的发展不要削弱已经产生的相互谅解。
在这里，我和布什为了对”西方的”民主价值和全人类的民主价值的理解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辩论。我再一次强调说，我们所坚持的政治新思维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要善于学习，包括学习别人的经验，但必须从中吸取对你真正合用的东西。布什基本上同意了我的意见。
当天我们还详细地讨论了中东地区的局势。布什介绍了美国如何努力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进行认真的对话。我也重申我们愿意对此作出建设性的贡献。现在已经不存在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上的障碍。我们就互设领事馆达成了协议。一旦中东和谈开始，我们就与特拉维夫恢复外交关系。
布什提请我注意，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已经转向与苏联协作。谢瓦尔德纳泽按捺不住了，对他的这个声明发表了评论：”的确，最近时期你们在已经作出计划和决议之后同我们进行了磋商。而协作似乎要求事先进行讨论。”
这一天谈判的尾声是阿富汗问题。谢瓦尔德纳泽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列举了实际转人解决冲突的几种可行的途径：召开国际会议以建立联合政府和安排自由选举，由联合国来安排这个会议，敦促阿富汗各方进行对话，相互中止提供武器。
布什和贝克谈话的要点是，阿富汗反对派不能接受纳吉布拉这个人物。不过在会谈结束前贝克到底还是提醒说，根据他得到的信息，阿富汗的反对派似乎愿意和纳吉布拉坐在一起开始关于过渡时期的谈判，但有一个条件：过渡时期结束时他必须下台，并将组成新的政府。
我认为这个创议倒是值得讨论一下。归根结底，拟议中的政府由什么人组成，是阿富汗人自己的事。让他们去决定嘛。我们商定就这个题目继续进行会谈。
这次谈判之后举行了单独会谈，中心议题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形势。布什陈述了人们熟知的美国立场，并且立即声称美国舆论对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事态很敏感。我对苏联发生的情况的特殊性作了说明。
在马耳他又开创了一个先例——干脆就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的甲板上举行了苏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总的成果是，两国关系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十七章 德国的统一（1）1988年以前的德国问题
马耳他会晤之后，我确信我们终于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对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指针在战后年代第一次停止了左右摆动，而停在”晴”的刻度上。我相信我们终于冲出了难得一见的”解冻”屡屡转为旷日持久的”霜冻”的怪圈。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们自己也未必立即完全搞清楚了。要知道，整个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正好开始了一个性质全新的阶段。”冷战”随着马耳他会晤走向结束，虽然它的后果仍遗留下来。我们没有辜负生活在分裂的欧洲的人们的期望。
1989年，在德国这个许多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神经痛中枢”启动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使得苏美关系、苏联和西欧关系、苏德关系迄今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经受了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德国，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事件的参加者都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我说我早就预见到了德国问题将如何解决，为此苏联对外政策将面临哪些问题，那将有悻于事实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有人曾经在事件发生前一两年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德国发生剧变之后，事态急转直下，以致出现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回顾当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情势下，无论从保障我国利益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维护欧洲和平、挽救全欧进程而言，我们都是竭尽全力了的。
当然，1985年全部德国问题从莫斯科看上去与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我们的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在西方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在”军事政治等级表”上被列人”潜在的敌人”一栏。
苏联和西德的关系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时期开始”解冻”，而到了80年代初期又”变冷”。在紧张局势普遍强化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人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首先根据苏美对抗的背景加以评价。按照这种方式提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以后的一连串的议论：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又是美国路线在这个大洲的执行者；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支柱”，联邦国防军是北大西洋联盟的”第一集团军”；联邦德国部署着美国的”潘兴式”导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打到苏联境内。我说这些话绝无讥讽之意，因为在全面对抗的框架内上述论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种论据上还附着战争遗留下来的极其沉重的心理因素。
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主张所持的看法，也是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打算去考证历史，说明谁对德国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宣传性质。
当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失算了，他们听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摆布，于70年代初正式选定了以其”简单易行”而受人青睐的办法：组建两个德国，德国问题从此”解决”，没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问题不在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架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苏联的安全利益要求务必使德国的分裂永久化。
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只能导致失败、失利。在我从政之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重新统一的问题。
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非常审慎而又委婉地提到德意志民族团结一致时，我作了这样的回答：”今天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莫斯科条约》，你们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是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任何企图破坏这些条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国的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民。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
换句话说，我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
人所共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是在深刻的变革的背景下”解决”的，而这种变革又是在我们的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发生的。当然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顺利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苏联实行改革的头两年，两国关系仍旧”冻结”着。官方的波恩以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精神对里根的政策亦步赤趋，我们在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听到了从莱茵河畔传来了由英语译成地道德语的内容熟悉的文字。联邦政府显然缺乏想象力或者缺乏政治胆略，而无法对苏联的变革作出新的反应。当科尔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苏联改革、关于政治新思维的谈论只不过是戈培尔式的蛊惑宣传而已时，我对西德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对所发生的现象作出恰当的评价，产生了怀疑。
我和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会谈，我们正在同法、意、英三国进行政治对话，可是对联邦德国的关系却仍然没有重大的变化。双方都在某一个时候觉察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德国，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严肃的对欧政策。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我的志同道合者的小范围内，曾以不同的理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对欧方针不仅仅具有独立意义，并且还是我们和美国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当激情平息下来时，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波恩很明显地活跃起来了。我收到科尔总理的好几封来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言语放肆作出了正式道歉，但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新闻界）。我上面提到的与魏茨泽克总统交换意见，是富有建设性并且有益的。
我和根舍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和1987年访问莫斯科的施特劳斯也找到了共同语言。我应当说，和我们的新闻记者通常用来形容这位政治家的那些套话相反，施特劳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坚定地维护自己立场的人，但他又善于以宽阔而现实的目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