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_54

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4个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干部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人。

一般说来，领导机构不仅脱离社会，脱离百姓，而且脱离基层的党员群众。意识到自己对几百万党员所负的责任，我跟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信得过的党的工作者就苏共的情况不止一次进行过讨论。结论只有＿个：必须加速对苏共的改造，使之变成一个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现代政党。为此必须尽快起草和通过新的党章。大会起草委员会在沃伦这个地方工作了几个月，已经五易其稿，但始终都没有跳出旧传统的框框。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和我的助手们也投入了这一工作。最后写出来的就是那份得到起草委员会赞同并提请中央七月全会审议的文件。

为了让读者对文件起草的氛围有一个印象，我讲一讲政治局最后几次会议中7月3日那次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的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任务。库普佐夫援引了这样一个材料：苏共支持的俄联邦总统候选人6月12日在所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的选举中输掉了。

我在会上的发言中呼吁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不要总呆在首都不动，要经常出去走走，到各个企业、劳动集体看看，大胆地参加政治辩论。同时不要做尾巴主义，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党的工作者都犯有这个毛病，这种作风和工作方法好像是从民主派那里学来的。党只有在坚决支持成熟的改革行为时才能够挽回在社会中的威信。由此我谈到了地方上的情况。许多地区——显然是商量好了——都提出要求，希望总书记下台。策划这些活动的人正是那些其想法在中央四月全会上未能得逞的人。后来才真相大白，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策划的，来自俄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进行当中，弗罗洛夫突然要求发言，他说，他从政治局决议草案中发现一个倾向，那就是把总书记写得非常不像样子。他尖锐地向波洛兹科夫和其他一些共和国组织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他们各自对地方局势的责任问题。工作显然不称职，而且已经受到各州委书记批评的波洛兹科夫声明说，他也可以下去。

对此，我反应说：

”好吧，下去就下去吧，伊万?库兹米奇。”

这时普罗科菲耶夫、古连科、安努斯一哄而起，要求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更经常、更充分地汇报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会见、谈判的情况。

我再次呼吁党的各领导成员要积极工作，不要寻机报复。至于上面提到的要求，我打算先放一放，因为我作为总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切步骤必须跟政治局协商一致。何况这些步骤都是沿着二十八大所通过的决议的轨道进行的。党和全社会一样，都能够及时了解到这些决议执行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他们可以询问自己的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向他们了解和苏联总统会见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有些共和国在新的最高苏维埃和共产党中央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我具体指的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7月下半月公布了党章草案，7月25日召开了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

我在自己报告的引言部分中就问道：为什么党现在需要这样的文件？”可以简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

苏共内部有一股公开反对二十八大路线的势力，他们对眼下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持怀疑态度。但是那些今天咒骂改革及其倡导者的人，他们与眼前的事实格格不入。80年代初国家已经进入不景气状态：社会的新老毛病尚未显露出来，更没有进行医治，结果转入了机体内部，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是发生在社会机体的某些个别部分，而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

斯大林建立的官僚独裁制度，通过集中使用一个大国的人力和资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超常的努力逐渐损害了社会的健康，消耗了资源，失去了创造性生产劳动的动力。实际上这印证了列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不能单靠热情来建设的。人们早就明白这种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无怪乎斯大林死后当局曾试图改变现状。时候终于到了：大规模的迫害停止了，许多独裁专制的旧作法不再有了。但是政权和管理的基础依旧，仍然是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实质上这是后斯大林主义。

改革之所以非常必要，还因为国家正迅速地失去自己昔日的阵地，实际上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在许多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问题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好几代人都被卡住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前，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理由是：市场关系和按劳分配相互矛盾，好像人对人的剥削就是建立在市场关系之上的。实际上，市场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自古以来它就是惟一能够客观的、在某种程度上排除官僚体制干扰的、衡量每个生产者劳动贡献的机制。因为世界最近几十年的经验说明了一个结论，即撇开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的。社会主义和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

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的特点与传统，我们反对用全盘私有化取代全面的国有制。这里说的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是要以股份制与租赁为支柱的各种所有制都能够自由发展的经济，这样就能够将众多的业主、老板和私有者纳入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阶层。

最后，市场经济可以使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就必须要有企业活动的共同规则，要有交换商品的自由，稳定的外汇制度，而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只有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的劳动分工中占有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看起来这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走了多少弯路才迟迟明白了这个道理！”

考虑到我的听众的特点，我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应该能引起无条件承认列宁遗产的人的共鸣。

”请回忆一下20年代党内是如何看待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要知道，十月革命后还不到4年，战争胜利结束才不久。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向往的社会主义已经唾手可得了。可是突然之间——私人经营、合作社组织、辛迪加、外国租让活动大行其道。人们议论纷纷，说领导人吃里爬外，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许多人退了党，有些人自杀了。然而，列宁逝世后这一方针开始逐渐转变。这一点由于20年代末的粮食危机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解决所面临问题的方法有两种：启动经济杠杆，就是说，深化新经济政策，或者采取强制的非常措施，否定列宁所选择的道路。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有利于官僚专制发展的模式。

草案中的主要内容——彻底同已经过时的思想教条和陈规旧习决裂，努力使我们的世界观和政策，与发展的全部经验和国家、人民迫切的需要，协调一致起来。19世纪和20世纪初，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对社会进行公正改造，主要是依靠强制变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展阶级斗争，直到将敌对的阶级消灭掉。现在时代早已经变了，应该承认，人民群众除攻打巴士底狱或冬宫以改变自身状况、舍此便一筹莫展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关于党的问题，我说：

”冷静观察形势，应该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每个派别都想把自己的方针强加给党组织，并以自身活动的既成事实表明与党已经分道扬镳。我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那些因各种原因参加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党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对国内和党内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满所引起的。

过去的框框在束缚着公众的意识，有碍于对所发生变化的意义的理解。那些我称之为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们指责我们在搞苏共社会民主化。他们根据的是革命和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差异，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据一方，营垒分明。不管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风风雨雨怎样研究，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当时双方对垒的准则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我们变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变了。历史发展进程消除了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许多问题。那些今天还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吓唬人的人，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主要的敌人——反社会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派别——身边引开。”

”我们大家必须再次确认”，我强调说，”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苏共要想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在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激进派正在加紧进行活动。他们把二十八大通过的规划声明看成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在苏共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无论提什么命题，都是公然试图对代表大会观点的修正。按照新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党应该重新成为国家的顶梁柱。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反人民的政治破坏活动，而经济民主化被打上复辟革命前旧秩序的烙印。这里用的专有名词也很能说明问题——号召要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新孟什维克分子、民族一共产党人、社会一叛变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主义倡议运动捍卫的也是类似的纲领。它的策动者反对形形色色的私有制，不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带倾向性的批评。”

我在报告中呼吁所有各党派要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行为路线，不要感情用事，主要是要冷静地进行政治评估。”当然，我们和睦相处吧厂这种一团和气的原则任何人也不需要。极少数人与党的战略方针相对抗，公然违背党章，他们离开苏共，不仅不会有损于党，反而能够增强党的力量。”

讲到这里，最后我建议下次党代会于11～12月召开，届时将通过党章。

然后开始发言。我没有听一些好心人的劝告——他们建议为了”保险”起见，也学学以前领导人的样子，”组织大家讨论”（即预先安排几个自己的人支持批评者，事先和他们谈好，等等）——我不打算耍什么手腕。我认为公开行事的时候到了。要是中央多数人拒绝草案——分道扬镳将在所难免。如果草案能够在全会上得到赞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番较量，原教旨主义者和改革派分子最后会闹到劳燕分飞、各行其是的结局——这一切都将推迟到党的第二十九次大会。毋庸讳言，我认为这后一种方式是最佳的方案，因为由党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全会来决定党的命运，这样做既恰如其分，又名正言顺。

正如所预料到的，发言一开始，批评意见和种种责难就劈头盖脸而来，说对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要矢志不渝的话表述得不够明确，说对向市场过渡的话阐释得过分单一了，对于苏共在苏联人民面前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讲起来用不着羞羞答答，等等。但是他们提出的意见越多，我的助手们就越感到”无聊”，他们担心全会秘书处会把草案改得不成样子，但我心里却感到更加放心。因为他们发言的语气和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两三个歇斯底里的发言，他们诅咒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坚信我们的思想教条是永恒的。绝大多数发言者在评价文件草案时，其立场已经远远超前于社会意识了。

甚至那些思想保守、怀念旧制度的人或是对自己所珍惜的旧事物念念不忘的人，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上，在电视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制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中扎下了根。

那些痴迷者呢，难道他们不在会场中吗？他们为什么一声不吭，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反对”异教徒”呢？我想这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四月全会的结果还不曾忘记，当时硬是不让提总书记下台的想法。从那时起，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在这种场合下新的”船上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