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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准备签署联盟协议，议会已经开始在讨论了。是乌克兰陷入死胡同了吗？那么我们大家就不要再一个劲儿地往死胡同里钻了，帮帮乌克兰吧。

最后，请问一句：将联盟搞垮仿佛是要挽救同乌克兰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叶利钦挽救过来了吗？恰恰相反，在独联体的框架内，这种关系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地。

从明斯克返回后，叶利钦来找过我。耐人寻味的是，他事先在电话上一再向我解释，说他来找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知道自己干了不光彩的事。根据约定，纳扎尔巴耶夫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虽然叶利钦很不喜欢这样。谈话很艰难：

”你们在密林区聚会，把苏联络毙了。这是背着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搞的一起特殊政变。我忠于自己的立场，但我将尊重各共和国议会所作的选择。既然我们倡导民主和改革，我们就应该按照民主的规则行事。要知道，您也不是从正道过来的！”

明斯克行动使几个亚洲共和国面对的是既成事实。在决定独联体性质时流露出的”嫌弃”情绪和暗示亚洲国家是”二等”公民的作法是不会白白过去的。他们犯了一个巨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

当时，哈萨克斯坦、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和议会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采取了我认为比他们的欧洲同事们更为文明的立场。

阿什哈巴德的会晤，以及后来的阿拉木图会晤，把在明斯克造成的粗暴的倾斜稍微摆正了一些。独联体——代替苏联——得到了很大的合法性。然而，所通过的文件还没有打破解体前的逻辑常规。许多对独联体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停留在意向声明上，而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乌克兰后来的表现和其他一些事件，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总之，”密林”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我除了说是反理性的外，不能说别的什么。在俄罗斯议会里，除30位代表外，都表示”赞成”o。两年后，哈斯布拉托夫表示非常遗憾，说他曾经努力争取别洛韦日协议获得批准，还请求久加诺夫说服共产党员代表能够投”支持”票。

在12月12日和媒体的见面会上有人问我，我对明斯克和别洛韦日密林发生的事件的评价中是否掺杂有失败的痛苦情绪？

”没有！这话我对叶利钦也讲过；我和他说话从来都是开诚布公的。我不赞成独联体始作涌者的立场，但所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都和他们讨论。”

明斯克事件后，我会晤过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穆塔利波夫和纳比耶夫，跟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和阿卡耶夫谈过话。昨天纳扎尔巴耶夫又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几个亚洲共和国打算在阿什哈巴德讨论自己共同的路线。

最后，他们各自都作出自己的选择。我曾经是公民投票的倡导人，在我国历史上是开风气之先者。当时人民支持苏联。他们赞成将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一个联盟国家，当时我们已经从人们心目中的革新的联盟那里退了回来，所以才进行了公民投票。但我们毕竟还能够说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祖国。

老实说，新的国家构成——独立国家联盟——是否需要，应当让人民作出判断。让人民去决定——同意不同意将国家分裂……

12月18日，我给为成立独联体而去阿拉木图参加会晤的人一封信。该信于12月20日发表，此后便没有了下文。

12月23日——花了许多小时，中间短暂地休息过几次——我和叶利钦讨论了从联盟国家过渡到独联体的问题。12月25日，我签署了关于放弃苏联总统权力的命令，在电视上向人民发表讲话，即我在本书开头向读者介绍的内容。

我反复考虑过12月发生的事件。我的结论是：我没有权利用别的方式行事。违背11个共和国的决定——当时这些国家的最高苏维埃已经表示赞同明斯克协议——那就意味着国内要出现一场血腥大屠杀，可能引发成全球性的灾难。而我当时的状态和行为逻辑，《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12月24日）几位记者从我和他们的谈话中引出的几段话在一定程度上都传达出来了。

”要知道，”我对他们说，”尽管我对独联体这个想法不相信，但既然各共和国决定这么做，我就不能够，我也不认为在目前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能够使社会分裂。”

”别克”的《新的任命》中”b.弗罗宁说：”描写了这样一种疾病：精神碰撞，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他必须恪尽职守之间的冲撞。看来，很可能您现在描写的恰恰就是这种疾病的症状。”

”毕竟我的思想还没有被一分为二，但有的利益，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人，我都得服从。如果成立独联体有助于人们达到和谐，那就应该打消自己的傲气。”

”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您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用成立独联体一事吓唬人。您自己以前曾经说过，一会儿向我们灌输饥饿的想法，一会儿又向我们灌输灾难的想法，可是现在您也发出这种类似的腔调……”

”就是现在我也不想吓唬谁。但危险我总应该说出来，是不是？我想，最大的危险有两点：一是国家的被肢解，二是国籍问题的解决。请您想象一下，有755万人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之外，他们在世界上活动就要受到地域和护照的限制，怎么办？这就是我当时说我们埋下了可怕的炸弹时心里所想到的。”毕竞统一的卢布被保留了下来，乌克兰也没有离开。

”还不清楚是联合，还是分离。您知道布尔布利斯的观点是什么吗？需要一个中心，目的是要使各独立国家最后离异。

”结婚是为了离异？未必……”□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二十二章 苏联解体为改革所作的新的努力

八月政变后出现了全新的局势。一方面，激进变革道路上的许多障碍被消除了。我们有了迅速进行改革、加快向市场过渡的绝无仅有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变的结果激化了政治斗争，加剧了联盟内的离心倾向，国民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生活保障的基本系统开始失调，首先是日常用品和燃料能源储备出现混乱。货币困难达到了危机点。根据原来信贷协议达成的物资供应被冻结了。金融市场上的短期借贷方式已经完全停止。所有其他的货币运作方式都陷入了困境。必须紧急启动以前的贷款，年底前必须再找到扣亿～80亿美元。否则进口一停止，必将造成生产下滑，特别是在机器制造和轻工业方面。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方对改革的支持极其需要。一般地说，西方伙伴们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仍然在犹豫，”举棋不定”。1991年9－11月，尽管国内事务非常繁忙，我几乎是每天——常常是在晚上——和外国政治活动家们会晤（有时一天有两三个会晤），敦促他们采取具体步骤。那几个月和我谈过话的人有：梅杰、科尔、密特朗、布什、安德烈奥蒂、冈萨雷斯、所有”7国集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外长和财政部长、国会议员和大实业家们。

一切都先从和梅杰谈判开始——他是”7国集团”协调人。他的立场在决定其他伙伴们采取什么方针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记得，伦敦会晤前，在苏联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方面，他并不是持积极欢迎态度的人。然而，必须对这位英国首相给予应有的肯定——他是西方领导人中第一个飞往莫斯科（9月1日），想就地评估一下当时的局势，并讨论伦敦协议实施途径的人。

谈话是在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进行的。我向首相介绍了事态的发展，通报了政变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我们的计划。当然，接着马上就提出了我们的主要意思：我们需要西方国家更重要、更公开的支持。我开门见山地说：

”我知道，至今你们那里还在争论。我也知道您和布什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坦率地对您说：在需要对苏联表示支持的时候，你们也必须摈弃在这个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困循守旧态度。”

我们具体谈到了对我国进口的支持问题，我国的进口，由于没有延缓现金支付，实际上处于压缩、停滞状态；谈到了外债偿还的问题，使卢布以最快的速度过渡到自由汇兑和通过大的国际投资方案的实施进行结构改革的问题。最后，还谈到为了市场经济，在发展私有制成分和培养干部方面给予帮助的问题。

梅杰说，西方政治家们的确非常担心苏联的局势，因此他们也讨论了”7国集团”的方针。他给人一种印象，即欧洲比日本或者美国更能够理解当时的局势。他谈到他和他的同事们因苏联政变失败而”大大松了一口气”的心情。但他在讲到西方担心的同时，也提到一系列的其他问题，诸如联盟协议准备的过程，各共和国和中央联系的形式，核武器监督，当然，还有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的前景等。

梅杰要我相信，说他们非常关心改革的成功。他再次提出一些领域（食品、药物、专家咨询等），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准备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帮助，并打算积极动员”7国集团”其他成员也这样做。我们研究了缓和我国外债问题的可行办法，双方商定，专家们将切实探讨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然后梅杰将向”7国集团”领导人通报。

我请约翰?梅杰这天晚上准备再进行一次会晤。在这之前我打算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结束联合声明的起草工作。最后果然如此——几乎如愿以偿。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窗外已是深夜，我在向梅杰讲述联合声明的内容。他提了几个问题，其中问到，对外经济关系的继承性的问题（第二天我们将承认苏联一切对外经济义务的内容写进了声明）。看得出，声明给他留下了印象。

根据梅杰的要求，我们继续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谈到了对核武器监督和关于西方怀疑苏联在研制生物武器的新情况的问题。我答应作进一步的调查，把这一工作交给新的人手去做。他还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自己无权重复，但我想，我可以将我的回答引述如下：

”您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合作，是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一旦被破坏，那将是毁灭性的。而且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理解：我们的相互作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非常希望，”他回答说，”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正确的相互工作关系。而且看来这种情况正在出现。”

9月6日，和我谈话的人是法国经济、财政和预算部长皮埃尔?别雷戈伏阿。

”我们满怀希望，”我说，”想摆脱目前的危机状态，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一点。我们对法国，就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寄予厚望。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的争吵阻碍了在农业领域、能源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几个大的规划上落实和密特朗总统达成的协议。不过所有这些规划项目至今仍然有效。”

我想，今年秋初，我们那些原先犹豫不决的伙伴们在和我国协作方面是会有所前进的。不过这种前进也很不容易。像往常一样，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表现出了很大的理解。这一点，当时在我和别雷戈伏阿、根舍、仲马、德?米凯利斯、魏格尔和其他许多活动家的谈话中都表现了出来。

和科尔进行了电话交谈。这位总理通报说，周末”7国集团”的财政副部长们将有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他要求9月12日一定要接见一下秘书长x.凯勒莱尔。科尔说，这非常重要，目的是要他在会晤之前，把各方面的问题都处理好。我们还商定了雅科夫列夫访问波恩的事。

自然，当时与之谈话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援助不会付之东流，不会成为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对许多东西感到忧心忡仲。9月9日我和德?米凯利斯谈话时他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