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９１７章 教训
两个女人的表现都出乎赵昺的意外，尤其是杨太后这么容易便被自己说服。 但转念一想便也释然，一个女人在危机降临的时刻所表现出的坚韧和狠辣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世人皆言汉太祖刘邦的皇后吕雉狠毒，其实其本身也是名门闺秀，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之所以能那么心狠手辣跟刘邦绝对脱不了关系。
刘邦能在逃亡路把妻子儿女扔掉自己逃跑，也能在项羽说要把他父亲煮了时要求分一杯羹，还能不在乎糟糠之妻患难情，妄图换皇后，废太子等一系列现人品的事情。被做成‘人彘’戚姬，说实话也是自己作的，她不过是刘邦在逃亡路娶的一位农户家的女儿，在其登基后，把她接入宫，从此宠的一发不可收拾。
吕雉当皇后初时，其实也并不过多干涉朝政，但她也是个贤内助，帮助刘邦除掉了韩信。戚姬是然而被刘邦宠坏的戚姬却不是个安分的主。她给刘邦吹枕边风，要当皇后，甚至要废太子刘盈，立她儿子刘如意为太子。而刘邦是个不重亲情的人，但在他快死的时候害怕吕雉对戚姬母子不好，还真想着要废太子。如果不是吕雉是正统又在朝有人脉，最终还真让其得逞了。
吕雉本来一直安分，可是当威胁到儿女的利益时，这位母亲会变得坚韧起来。刘邦死后，吕雉剃掉戚姬的头发，把她囚禁在永巷，穿褚红囚衣，带枷锁舂米，其子刘如意也被遣往封地。这是吕雉对戚姬的惩罚，但其受不了这种侮辱还有不甘心，自作了《舂米歌》，希望儿子来救她。而这首歌最终成了自己的催命符，驱使吕雉将刘如意骗进宫杀死，把她做成人彘。
可惜是吕雉的儿子刘盈每当几年皇帝，年纪轻轻的死了。这时的吕雉性情大变，为了保证权力，开始任用外戚，险些将刘氏江山变成吕氏的，从此名声也臭了。而他的后代汉武帝刘彻却没有忘记此事，他晚年立刘弗陵为太子，却残暴的杀了其生母钩弋夫人，原因是刘邦死后，刘盈少而吕后壮，吕后手握皇权，把刘邦的子孙几近斩尽杀绝，可见这个教训令刘彻刻骨铭心。
而历史也验证了刘彻的深谋远虑，正像他自己所说：“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其死后，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继位，昭帝聪慧贤明，但只活了二十岁便死了。假如钩弋仍活着，那么，昭帝一朝她必然是皇太后，虽然年龄仅二三十岁。
假如钩弋夫人能活到五十岁，那么，昭帝之后她必然是太皇太后。如此尊贵的身份，在朝注定是说了算的。是说，钩弋差不多要影响乃至左右朝政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她会不会成为新的吕后，会不会成为像日后东汉的梁太后，乃至像西晋惠贾皇后那样的妖孽，也未可知。
因为无限权力之下，什么样的丑事、恶事都可能发生。可见看似不通人情的残酷的防范原则，在封建专制社会的皇位继承，却也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合理性。
其后世的武则天则又完美的诠释了这一原则，从其为了取代而栽赃王皇后，不惜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算起，为了实现登权力顶峰的梦想，她先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儿子、儿媳、兄弟、姐妹、侄女、孙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被她害死的高官也有近百人。更惨无人道的是，她也用类似吕雉的残酷手段来对付她丈夫唐高宗留下的宠妃萧良娣，把被剁掉手脚的萧妃投入酿瓮，使之受尽屈辱折磨而死。
因此赵昺觉得杨太后能很快相通这件事，不是其有汉武帝一般的政治智慧，否则也不会执意立吴曦为后，可其还是一位母亲，一个王朝的守护者。想当年杨太后在国亡的前一刻受命保护两位小皇子仓皇出逃，要知道其可是在深宫多年的妃嫔，虽说不受宠，却也是锦衣玉食，哪里受过什么苦。
但是她却能在敌军的追击下不畏艰难，保护着两位幼子一路逃到福建，其过程可谓九死一生。而后岁月的艰难自不必说，不仅受尽磨难，杨太后还承受了亲子病死的惨痛，可其很快又立赵昺为帝，以延续国脉。而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强大，正是因为母性的伟大，使她可以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一切。如今当其发现吴家可能威胁到赵氏的利益后，也毫不犹豫的选择站在了他的一边。
赵昺自来到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可以说是杨太后了，十年间给了他跨越千年的母爱，并给予了他无私的支持，可以说若是没有其也便没有他的今天，更不可能掌握大权。同时其也是赵昺最为‘惧怕’的人，但绝非那种表面的怕，而是从心眼儿里的怕，怕让这个可怜又坚强的女人伤心、难过，怕自己让其失望。所以在杨太后表明其态度后，赵昺也终于松了口气。
不过赵昺知道即便自己获得了杨太后的支持，但是处置吴家也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情，他如此做其实等于在与整个士人集团对抗，从他们手抢夺权力。因为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从表面看，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名义的权力源，所有的诏书都必须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但是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最好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机构来执掌。
赵昺知道这种国家体制类似与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说，这叫做“虚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书”。当然在封建社会的整体下，宋代的实际权力运作当然离理想的“虚君共和”尚有很远的距离，但“虚君”显然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重叠共识。
北宋人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与其同时代的罗从彦也说，君主“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南宋的大理学家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影响南宋思想的理学家朱熹也认为，“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实际的治理则“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朱熹的朋友兼论敌陈亮也提出，“端拱于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因而如果宋朝的历代君主意欲揽权，则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所以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治理共识唱反调，连一向强势的太宗皇帝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真宗亦自言“朕未尝专断”；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皇帝如此软弱无为，竟然导致有些谏官都看不过去了，质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认为，汉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按说作为来自现代社会的赵昺应该十分乐于接受这种‘民主共治’思想，但是他现在却难以接受。当然这不止是他对于权力的贪恋，而是因为这种不纯粹的民主实际已经成为皇权和相权之间争斗的根源。若是在和平稳定的时代，他尚可接受。可在这动乱的时期，这种民主便成了致命的缺陷，使得君臣之间相互扯皮，政府效率低下，执行力被削弱，结果只能是战略往往被动、滞后，战术处处挨打。
所以赵昺以为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法，他不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独裁者，但是也希望能掌握权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如此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时局。他是这么想的，也是一直这样做的，几番争斗下来也算是掌握了主动权。但是进入江南后，随着江南士人的涌入官场，此前那种根深蒂固的‘虚君’思想也随之开始影响到朝廷的运作。
而吴家作为江南士大夫势力的代表，理学的坚强拥趸者，那么双方因为理念的分歧，产生冲突是必然，即使联姻也只能解决一时，却不能保证长久的妥协。赵昺觉得以其等矛盾爆发，不若先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统一了思想，消除根本的矛盾才能实施自己计划。
赵昺在琼州时想的是收复江南后，自己便可以获得充足的财赋及人力的补充，进而可以大举对蒙元用兵，以季风扫落叶之势收复原，将蒙古人远逐塞外。但他发现现实与自己的构想还是有极大的差距的，内外形势和面临的情形与隋朝有着很大的相似度。
那时经过多年的战争，四百年下长时间的大分裂时代，终被隋朝划了句号。华民族在四百年的过程海纳百川，吸收胡族尚武之风，汉化了胡族，民族实现融合。可这“阵痛”以及遗留问题又哪有那么容易过去！经过隋帝的整合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而随后这个任务落到了隋炀帝杨广的身。
隋炀帝此人在历史的评价，一个‘炀’字说明了问题。但是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了其功绩。他斯一位面临的不光有民族融合问题，尚有世家控制了官系统，贵戚控制了军队实权，“皇帝”相当于“世家联盟的领袖”。换言之，皇帝多有掣肘，所以杨广要巩固统治，唯有集权！
杨广修大运河的事情则是人尽皆知，而史书往往强调其是为了满足自己下江南的私欲，却忽视了大运河的作用，它连接南北全国各地，加速了南北融合，便利的交通也利于隋朝控制、消灭地方集团势力的威胁。此运河对于后世华夏之重要性，大家有目共睹。其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恢复“国子监”、“太学”，打开寒门冲击层的通道；打击突厥等外族，重建了西域丝绸之路。
而杨广之过其实罪在三伐高句丽之战，导致了隋朝的灭亡。赵昺一直认为以隋的综合国力，灭高句丽应是易如反掌之事，而之所以连连失败，则是败在杨广不知兵，且刚愎自用，亲自出征指挥，如此一来造成军事指挥错误，二来为保护君主军队有所顾忌。
另外君主因一己之事功，求片面荣耀，为意气颜面，不计代价，对弹丸之地数次倾全国之力，终至大错。本来征伐失败无甚大碍，只因亲征失利而意气用事，一方面一得力将帅即可解决，却征用举国财富人士，再次以身犯险重蹈前辙。
三次出征的失败导致了统制集团的分裂，使隋朝两代皇帝拼尽力气削弱的世家大族重新壮大，央集权再度被虚弱。于是乎杨玄感跳了出来，你杨广不行，换我做皇帝吧；李渊为首的关陇世家，叛变了；山东世家大族拥立窦建德，叛变了；贵戚重臣宇家族、王世充，叛变了，对赵昺来说这都是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