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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就是普通的风景明信片，背面爬满了歪歪扭扭的笔迹，是西班牙语，我只认识‘亲爱的奶奶’，‘旅行’和‘很高兴’这几个词，看起来就像是小孩寄给祖母的纪念品。我不得不编出一套谎话应付亚历克斯，匆匆出门，去指定的地铁站。我等在月台脏兮兮的长椅上，不停地看表，直到一个拿着长柄雨伞的男人过来坐下，拿走明信片，在椅子上留下一个信封，我需要把这个信封送到约定地点，发出信号，示意阿尔及利亚人来取走‘货物’。”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波兰领事馆，警卫发现了我刚刚放下的文件袋，想拆开，我跑了回去，从他手里夺回文件袋，辩解说是我不小心丢失的，然后赶紧离开。那个文件袋在我的公文包里多待了整整两个星期，最后我到新的指令，让我把它送到一座近郊的小教堂里，丢在倒数第二排长椅下面。”

“你一定留意到了，里弗斯先生，一些研究巴里的传记作家和冷战史学研究者或明或暗地指责过我：为什么居然没有怀疑那些文件袋内容蹊跷？莫非普鲁登斯先生是莫顿先生的秘密同谋？这未有失公平，连当时的军情五处和六处也没能及时查出布兰登莫顿事实上被莫斯科牢牢握在手里，他们怎么能把矛头转向一个从未受过情报训练的局外人？况且我是被胁迫的，我当时一心只希望这场突如其来的荒诞剧不会波及亚历克斯。”

“十一月某天，我记不住具体日期了，如果你需要知道的话，应该是能调出记录的，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几年前就公开了全部文件。应该是十一月底，我想。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甚至比平常还早十来分钟到了报社。施密特把我叫进会议室，那是编辑们开晨会的地方，我到办公室里拿了笔记本和钢笔，跟了进去。”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但都不是编辑。我愣在门口，施密特叫我关上门，进来坐下。唯一还空着的位置就只有椭圆桌子末端的那张椅子了，所有人都盯着我看，我坐到那里，觉得自己像个等待审讯的嫌犯。”

“总共有五个陌生人，左边两个，右边三个。离我最近的陌生人和我握了握手，说自己名叫米切尔普利斯科特，他看起来像个小学校长，或者在教区工作了一辈子的告解神父，如果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的话，那种自然而然就显得很亲切的人。他有美国口音，解释说自己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负责一些‘保安方面的工作’，想问我一些问题，我可以拒绝，也可以自愿作答。当然，如果我拒绝的话，他们就不得不请法国警察过来说服我合作了。桌子周围的其他人没有自我介绍，都板着脸，盯着自己的小笔记本。右手边的一个戴毡帽的男人看上去十分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可以。’我告诉普利斯科特，‘问吧。’”

“普利斯科特指了指我的提包，问那是不是我的，我说是。他接着问我是不是每次去使馆都会带这个提包，我回答是的，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他没理会，继续问我在过往六个月里有没有和苏联大使馆的任何人接触过，不一定是外交人员，司机，打字员和门卫也算。”

“‘不，没有。’我说。”

“‘普鲁登斯先生，你的生活一切正常吗？这听起来很奇怪，我明白，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欠下任何债务，有没有赌博习惯，又或者，有没有和哪位迷人的女士纠缠不清？有没有任何别人可以用来威胁你的事？’”

“我可以感觉到冷汗冒出来了，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得那美国人看出什么端倪。我在想亚历克斯和巴里手上的照片，想波兰领事馆那个多事的警卫，他报告了那个可疑的文件袋吗？他认不认得我是哪家报纸的记者？为什么巴里的文件袋会牵扯到苏联大使馆？我忽然记起了桌子右侧那个戴毡帽的男人是谁，那是军情五处的康奈利探员，八年前深夜敲开杜松街55号的门，把亚历克斯带走的那个。他刮干净了胡子，虽然被毡帽挡着，还是能看出来头发少了很多，但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

“‘不，我想没有。’我回答。”

“‘上星期你去了波兰领事馆。’普利斯科特说。”

“‘还有五六个其他记者也去了。’我说。”

“‘有人看见你走进了非开放区域。’”

“‘那是我第一次去波兰领事馆，找洗手间，迷路了，一发现那是非开放区域就马上离开了。’”

“普利斯科特没再说什么，接下来轮到康奈利问话了，像乌鸦追着腐肉一样咬着几个点不放：还有和迪格比联系吗？没有？詹姆呢？也没有？亚历山大卢瓦索先生？有，为什么？布兰登‘巴里’莫顿呢？没有？你确定吗？”

“施密特主编这时候站出来了，说探员们已经占用我太多时间了，而且提不出任何证据，没理由继续咄咄逼人地盘问报社的雇员。普利斯科特向他和我道歉，解释说我不是‘怀疑对象’，这只是例行查问。希望没有造成太大的干扰。”

“然后他们走了，但没有离开很久。两天之后两个彬彬有礼的先生回来了，一高一矮，自称来自军情六处，给我看了证件，请我‘自愿’跟他们走。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办公室，被塞进一辆车里，后座和驾驶座之间有挡板，玻璃涂黑，就像被关进半个棺材里。车程大概半小时，押送者们把我带进一栋外观普通的两层房子。”

“普利斯科特在客厅里等着，请我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喝气泡水。我拒绝了，他的亲切态度也到此为止。他告诉我一个使馆三等秘书确认见过我从前台取走一个信封，中情局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信封里的是泄露的机密文件，因此也有足够理由怀疑我是苏联间谍。我被这个指控吓坏了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指控吓坏的。普利斯科特继续列出我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几次接触，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碰巧和一群旅居巴黎的开罗商人关系密切，而这群开罗商人是被莫斯科买通了的，中情局很清楚这件事，因为他们也花钱‘租下’了这些狡诈的生意人。”

“‘你准备怎么解释这一切呢，普鲁登斯先生？’他问我。”

“我终于供出了巴里的名字，复述了他在地铁站说过的话。‘这是勒索，’我告诉普利斯科特，‘巴里手上有一些照片’，但我没有细说是什么照片。普利斯科特问是不是关于卢瓦索先生的，我说是，他没有再问下去，一言不发地听着，仰头看着天花板，仿佛我在说一个他早就听厌了的故事。等我说完，他道谢，离开了客厅，锁上了门。”

“壁炉架旁边的墙上有个漂亮的挂钟，雕着两个吹号角的天使。我在客厅里绕圈，像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鼠，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