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天象示异
圣母皇太后在关贝子的房中呆了许久许久,不知道到底说了多少军国大事?
房门终于开了,关卓凡出来,传太后的口谕,叫了玉儿进去,自个在门口候着。
又过了许久,房门再次打开,玉儿搀着,圣母皇太后仪容端庄,一步一摇地走了出来。
关卓凡乃恭请圣母皇太后移驾正厅,然后传膳。
进完了膳,放赏。
贝子府的“回赏”很重,太监一千两,宫女一千两。
銮驾回宫,贝子府阖府跪送。
到这儿,关卓凡“前扈大臣”的差使就算是办完了,圣母皇太后的仪从出了柳条胡同口后,他回到府内。
院子里一株腊梅冒寒怒放,夭夭灼灼。
慈禧和自己最后说的一番话,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那个姓吕的姨太太,生得到底有多美呢?”
关卓凡万料不到她会问这个,脑子里面飞快地打了几个转,居然是这么回答的:“比不得太后国色。”
慈禧扑哧一声笑了:“你滑头！”
叹了一口气,柔声说道:“这个女人,你最好不要招惹。”
我,好像和她还什么都没有啊?
慈禧自管自地说下去:“这个女人命硬,克男人。你想一想,陈玉成、胜保、德兴阿,哪一个有好下场?”
圣母皇太后的声音愈发温柔:“我不是吃干醋。你要女人,多少没有?可不要误了自个儿。这个吕氏,离她远点,给她一个衣食无忧就是了。”
穴飘了下来,暗香浮动,红蕊斜枝,那个明艳不可方物的形象袅袅地出现在眼前,关卓凡浑身一阵燥热。
胜保死后被抄了家,关卓凡求情,朝廷“发还家产”。关卓凡对“胜四婶”的义务算是尽了。
还有一位“婶子”,该拿她怎么办呢?
不知道,忍一忍,从上海回来再说吧。
第二天,关卓凡便动身赴沪,用的名义是“奉旨观风巡阅”,还是钦差大臣一枚。
计划是先到天津,对轩军驻地情况做一番考察,然后在大沽口上船,福而下。
算算日子。到底也没在北京呆多久。
白氏、明氏忍泪相送。关卓凡心中老大过意不去。岔开话题,嘱咐她们可以开始筹备图林和小福的婚事。先选定日子,自己从上海回来之后,差不多就是年底了。年关一过,就给他们两个成亲。
关卓凡离京的第二天,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折子,题目叫做“劾议政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事”。
蔡寿祺的劾折和关卓凡的离京前后脚,关连痕迹明显。但关卓凡以为,现在还“避嫌”,纯属脱裤子放屁。现在必须效率第一;而且,摆明军马,有立威和逼人站队的作用。以免接下来有过多的人首鼠两端,把这场仗打成个不胜不败、不死不活的局面。
蔡寿祺的这份折子洋洋洒洒数千言,头是这么开的,“为时政偏私,天象示异。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请旨饬议政王实力奉公,虚衷省过”。
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天象示异”。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天人感应”是核心之一。“天象示异”代表老天爷对地面上的政治不满意,以“异象”做出警告。下面为政的不改正,老天爷就要发飙了,最严重就是换人来干,“王朝轮替”。
日蚀、月蚀、地震这种高级别的“异象”不用说了,洪水、暴雨、暴雪、大旱、大风、大雾、冰雹、蝗灾、瘟疫、泥石流、沙尘暴等等也在此列,就是“天光晦暗”,即后世之“雾霾”也可以算进去。
总之,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可以归拢进“天象示异”。
还有,冬天打雷、夏天下雪、花花们反季节开放,也算。
还有,河水变颜色、泉水从地下冒出,也算。
还有,哪儿生了个“双头人”,即后世所谓“连体婴儿”,也算。
这种神经兮兮的理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居然也有它的效验。
比如王朝后期,财政枯竭,政治**,行政能力愈发低下,防灾、抗灾的能力就跟着降低,包括无力进行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中国最主要的两种自然灾害——一个涝、一个旱,便愈发频繁。
王朝后期,动乱增加,战争进一步破坏了防灾、抗灾的能力,自然灾害随之大幅度增加,“大战之后有大灾”不是虚言。
现在的清朝正是已进入“后期模式”,甚至有开启“末世模式”的迹象。
其实,就算太平盛世,中国这么大,又有哪年没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所以,只要有“政治需要”,这种所谓“天象示警”,什么时候都是一抓一大把。
蔡寿祺建议以此为突破口,关卓凡以为很有道理。
因为在“天人感应”的理论中,宰相“燮理阴阳”,所以,既然“# www..com天象示异”,那么就是“宰相之责”了。
当朝“宰相”是谁?可不是什么“大学士”。清朝后期的“大学士”,基本上就仅仅是个荣誉衔头了,有位置,没实权。
实际的“宰相”,是“军机处领班”,就是恭王了。
嗯,奕先生,你要为所有的自然灾害、包括洛阳李某家里的那个“双头人”负责任啊。
那么,宰相出了什么问题叫老天爷这么不高兴呢?
这就是折子的题目里的那四件事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
这套逻辑,非常完美,关卓凡想,以后最好不要有人往我身上用。
当然是搞封建迷信,可在封建王朝不搞封建迷信搞啥呀?等我真上了位再推动科学昌明吧。
蔡寿祺罗列了一大堆“天象示异”,看的慈禧和慈安心惊胆战——两位御姐可是信这个的。
赶快往下看,老六都做了些啥呀,整得“上面”发那么大的火?
“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事”中的重点是“贪墨”。
劾人“贪墨”要有证据,不然就没有什么杀伤力了。
有没有呢?有,就是恭王府的“门包”制度。
其实哪个王公重臣的门房都是收“门包”的,但别人的“门包”是落在“门房”个人腰包里的;而恭王府的“门包”,王府要从中“分成”。
这个主意是恭王的老丈人桂良替他想出来的。恭王府开支浩繁,入不敷出,恭王颇以为苦,于是桂良献计,派“账房”到“门房”坐着,客人给“门房”的“红包”,一律先收上来,然后再将其中部分返还“门房”,其余的,留在账房。
以前给五两的,现在就得给十两。因为如果还给五两,落到门房自个手中,就只有二两、三两,这个门,你还想进去吗?
给十两门房也不会有更好的脸色,因为落到他手里的还是五两。
大伙儿既知道恭王府有这么个规矩,给门房红包等于“孝敬”恭王,还能落下个名字,自然而然,恭王府的“门包”的“行情”就愈涨愈高,有的人甚至一掏就是一张一百两的票子。
这种情况下,返还给门房的,就不止五两了,会多一些,大概十两八两的样子。
于是,真正把“小额纳贿”变成了公开的“制度”。
恭王每天接见的客人是有数的,且都是高级官员。大多数低级的官员是由王府的长史接待的。很多时候根本无人接待,纯粹过来打个花呼哨,就为了给门房送个“红包”,在恭王府账房那儿留个名字。
到了后来,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该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的事,也先来恭王府“报到”,给了“门包”,再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这个“制度”确实解决了恭王的开支问题,但却给不少清苦的中下级官员造成了不小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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