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人生都是可怜虫
不久前,军机处奏准,进京陛见的官员,入宫之前,不禁和周围往来。外省官员进京陛见,并非甫一抵京便能获得召见,因为要“排班”,常常是要等上好几天的。这些官员在京的日子有限,这么呆在公馆里无所事事,实在是浪费时间。
当然,京籍的官员,陛见之前,还是不能回家的。
郭嵩焘也四处走动了一番,但不论相交深浅,都只能虚安慰他,因为确实没有人知道对他的安排的“的信”。
有人说,恭王去留未定,关贝子还在上海,总得等这个天字第一号官司有了眉目,才谈得上下面的人的出路的。
这倒是见得深。
郭嵩焘只好耐着性子等。
终于“等来了”。
等来的不是通知入觐的时间,而是任命他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的上谕。
和上谕一块儿过来的,是崭新的一品朝服,亮红珊瑚顶子,仙鹤补服。
郭嵩焘目瞪口呆。
到潘祖荫家传旨的是醇王——这个传旨的钦差的身份也出乎郭嵩焘的意料。
领旨谢恩之后,郭嵩焘小心翼翼地向醇王请教,这个“顾问委员会”,是怎么一回事?
醇王笑着摇头,说道:“我也不晓得。‘管部’的是关逸轩,他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直接问他好了。”
醇王刚走,关卓凡的帖子和名刺就到了。
郭嵩焘赶忙奉还名刺,对贝子府的来人说。随后就过府拜见贝子。然后换上新的朝服,打轿往柳条胡同而来。
临行之前,和潘祖荫小议了一番。
潘祖荫也不晓得“顾问委员会”的来头,不过,潘祖荫对关卓凡是很有好感的。他对郭嵩焘说道:“筠仙,咱们这位贝子,有气魄,有手笔。是个办大事情的。既然他亲自‘管部’,这个‘顾问委员会’,大约错不了。”
到了毅勇忠诚贝子府,礼遇同文祥,门房上面关照轿子一直抬到二堂阶下,关卓凡已站在阶上相迎。
郭嵩焘跪下行礼,关卓凡亲手相扶,说道:“筠翁,你是前辈。这个礼我当不起！”
郭嵩焘起身,关卓凡执着他的手,含笑说道:“仰慕已久。得睹风采！筠翁。我还记得你的那句诗,‘人生都是可怜虫’——我每一念及,都是大畅心胸,端的是写尽天下人、画完世间像！”
郭嵩焘惊喜莫名,这位关贝子,居然连自己这首打油诗一般的“戏作”都晓得?
说是“戏作”。其实是“孤愤之作”。
咸丰九年,即1859年,英法军舰屯集大沽口,郭嵩焘受命赴天津僧格林沁军中帮办军务。僧王既看不起汉人,又看不起文人。而郭嵩焘以学识风骨,也不肯对僧王摧眉折腰。所以两人处的并不愉快。
郭嵩焘旋奉皇命,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形。地方接待隆重,并致送厚礼。可郭嵩焘自定章程,“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
他认真查账,严加整顿,清理积弊。税收是增加了,但山东地方怨声载道,随行的人员也因为不能发财而暗地不满。
僧格林沁趁机会同山东巡抚文煜,联手发难,弹劾郭嵩焘。
僧王的劾折,朝廷不能不尊重,郭嵩焘以“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
郭嵩焘被迫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回京路过献县的时候,旅邸题壁一首:“人生都是可伶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这首诗并未“刊行”,不晓得关贝子是如何晓得的?
郭嵩焘说道:“惭愧,鄙陋之作,有污贝子耳目。”
关卓凡大笑道:“筠翁,这是‘金句’！正因为‘人生都是可怜虫’,我辈才要每日奋发,就算成不得龙,也要做一条筋骨强健的大虫子！”
几句话,郭嵩焘被这位小自己二十几岁的年轻旗人,讲得热血沸腾,顿时就起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
这个名扬四海的关逸轩,真正是名不虚传。
那个僧格林沁,也是旗人,和这个关逸轩比,真是“两世”的人！
还有,“金句”二字,真是打入心坎,搔到痒处,郭嵩焘入耳,痛快得不得了。
换了便服,延入书房,关卓凡款客的,不是茶水,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葡萄酒”,不过,这一次,没扯“法国”就是了。
关卓凡说道:“筠翁,洋人饭前饭后,都要喝酒,咱们也学一学。先喝一点酒,我再请你用一顿便饭,大冷的天儿,羊肉火锅如何?”
逸兴遄飞,这么痛快的一顿酒,这么痛快的一顿饭,郭嵩焘不记得,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了?
为人攻讦去粤,以为横遭波劫,正在悲愤莫名,突然发现:原来是天降大任于我之前的琢磨！那种痛快,已经不是“人生得一知己”所能概拟的了。
郭嵩焘的感觉:原先自己面前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门外的光芒透缝而入。自己扒着门板,从门缝中看出去,但见光景绰约,已足够动人。
现在,关卓凡替他将这扇门完全推开,明日世界,豁然开朗,万千缤纷,目不暇给。然后关卓凡携着他的手,说道:“筠仙,咱们一块儿走出去！”
郭嵩焘的心念是:怕什么粉身碎骨?
关卓凡启用郭嵩焘,是在左宗棠入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章程。关卓凡暗中怂恿左宗棠驱郭,一方面是要谋广东这块地盘;另一方面,是要借左宗棠的手,把郭嵩焘赶进自己的怀抱中。
关卓凡的眼中,若论目光之犀利透彻,观点之卓妙超远,清莫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这位郭筠仙。什么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得向后排。
首先,郭嵩焘对清末的积弊的认识,极其深刻。
这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
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
“国家积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以例文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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