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应激反应
钟王说道:“问孙东谋,圣祖三次亲征准格尔,是否多余?是否不该?”
孙东谋的额头碰地有声:“回皇上的话,圣祖天纵英明,臣,臣鄙陋……”
钟王说道:“问孙东谋,朕觉得写字做文章,也十分之‘琐碎繁细’——是否可以通通交给臣子去办,朕从此不须学写字、学做文章了?”
孙东谋的额头已经碰得青了,语不成声:“臣荒唐,回皇上的话,臣荒唐,臣荒唐……”
钟王说道:“孙东谋,旨意的话已经问完了,你有什么话回奏吗?”
孙东谋惊魂不定,喘了几口气,颤声说道:“总是臣不读书,所上折议……愚钝鄙陋,粗疏荒唐,臣……知错了,嗯,这个,圣学渊深,非臣等可窥,醇亲王所奏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事,臣……附议。”
钟王点点头,是满意的神情,说道:“好的,我会代奏。”
酗子自觉差使办得漂亮,昂首阔步地出了詹事府,兴兴头头地回宫缴旨了。
可怜孙东谋汗湿重衣,几乎站不起身。整个詹事府的人都呆若木鸡,居然也没有人上来扶他一把。孙东谋好不容易自个站了起来,丧魂落魄,走了几步,一个趔趄,竟然又摔了一跤。这时才有人赶快过来,将他扶了起来。
詹事府里这番疾风骤雨,将言路上还存着异样心思的守旧派彻底打蔫了。
孙东谋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但这番刁横狠辣的“问话”,逼得人无地自容。比什么处分都吓人。而且,出于詹事府大堂之上,“杀鸡儆猴”的“立威”意味极其明显。
朝野上下,都有共识: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上位者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继孙东谋而起的,遭受的,肯定就不是痛骂,而是暴打了。
也是关卓凡运气好,最早跳出来发难的。只是一个詹事府的右庶子。
言路所谓“翰詹科道”,“翰”是翰林院,“詹”是詹事府,“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御史道。其中,六科给事中和御史道都属都察院。在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三者中,翰林院地位最高,都察院权力最大,而位置最尴尬、最不重要的,就是詹事府。
詹事府最早是太子的辅佐机构。康熙废储之后,“太子”二字便不存于清朝政治,詹事府的本职消失,蜕变成一个纯粹的清秘之地。在功能上,詹事府和翰林院其实是重叠的,分翰林院的一点活儿来干。有资格进翰林院但暂时进不去的,在这儿先打打杂。
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
原时空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改革官制,实行新政,第一个被裁掉的,就是詹事府。
如果孙东谋供职的地方是翰林院或都察院,就不好派人跑进去大庭广众地指着鼻子骂了。
这种方式的打脸,左右人等也会疼痛。连带着整个部门跟着丢脸。丢翰林院和都察院的脸,打击面太宽,难免使人起狐悲之念。遭受池鱼之殃的许多人地位重要,其中还有立惩己方接近的,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
可如果不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当众对孙东谋“下手”,威慑力就不够。
詹事府就是这样一个不过不失、恰到好处的场所。
钟王来办这个差使,几乎是最好的选择。近支郡王的身份,对外可以强调,这道旨意代表皇族也即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同时,年纪轻,办这种差使不算**份;年纪更大、地位更高的王爷,未必肯办这种差事。
还有,钟王口齿伶俐便给,如果换了别的人,比如醇王,就算肯干这个差事,分量也更重,可是说话结结巴巴,气势上未免不足,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当然,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的折子是醇王上的,不能由他自个来骂人。
孙东谋其实没有什么背景,真正有背景的人,反倒站在后面,观风望色。
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倭仁,以自己同为“弘德殿行走”,有瓜田李下之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掌都察院的新任左都御史潘祖荫,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支持醇王;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诸公请自行其事”。
所以,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反对派就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大树可以依靠,行动起来,自然犹犹豫豫,瞻前顾后。
等见到朝廷的疾声厉色,清楚再做仗马之鸣的后果,便偃旗息鼓了。
这一关,关卓凡过的意料之外的轻松。
关卓凡认真分析,认为除了自己事先的种种布局和事后的凌厉态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美国平叛大捷,这个时候,也即1865年前后,本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和原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原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失败者的心态;本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半个胜利者的心态。
关卓凡以为,原时空的排外,除了观念的守旧,很大程度类于生物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失败者的自我本能防护。
因为恐惧而抗拒,自我切断和外界的沟通、交流,以自我想象和强化出来的优越感,维持本体平衡,构筑防护罩,以使自我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套中人”,其谓也。
或者叫:“排异反应”。
其实,中国的保守,大多数时候,只集中于“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对外一向是开放、包容的。
中国的器物文明,兼容并蓄,有无数的外来因子。这个传统,直到明末,都没有发生实质改变。
晚明的士林,对“格物”、“火器”、“兵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后人很难想像,那个时候的儒生,居然有许多人醉心“设计火器”和“研究战法”。纸面上的“新式火器”层出不穷,“新战法”也时有所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对满洲的军事失利不断,人们希望依靠新式武器扭转战局。
一个是,彼时,东西方文明开始发生直接的碰撞,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了。
当然,没有基本数理知识和工业经验打底,这些设计,“新式火器”也好,“新战法”也罢,绝大多数荒腔走板,没有实用价值,也基本没有走出过书斋,走下过纸面。
但至少,那个时候,少有人把西方的先进技术,仅仅视作“奇技淫巧”。
彼时的中国,面对科学技术已经走在自己前面的西方,心态依然是平和的,依然还是强者的心态。因此,可以从容吸取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只是这种吸取的力度还非常有限。
西方对中国领先的幅度还有限,中国也并不真正了解这种领先的意义。毕竟,在发生中西对抗的时候,依靠地理和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西方技术领先带来的优势。
无论如何,对外来的器物文明,彼时的中国,并不会发生“排异反应”。
彼时的中国,还没有经历自己无法理解的失败,还没有遭受这种失败带来的强烈刺激。
当终于剧痛于这种强烈刺激,不同体质的个体,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应激反应”。
日本的“应激反应”:抛弃这具为自己带来痛苦的躯壳,挣扎化蝶重生。
中国的“应激反应”:缩进这具躯壳的更深处,作茧自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如果这种失败发生在明末,而不是清末,中国又将如何反应?
历史无法“如果”,关卓凡只能庆幸,自己做了一个历史投机者能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加入美国的内战,并成为胜利者。
ps:
今、明两天的更新做一个对调,今天两更改一更,明天一更改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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