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三章 萨摩狰狞
本愿寺是个大麻烦,“维新志士”是更大的一个麻烦,然而,他们还不是最大的那个麻烦。
最大的麻烦是萨摩藩。
虽然,目下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萨摩藩介入了这场乱子,但关卓凡可以百分百确定,萨摩藩绝不会放过这个兴风作浪的绝好机会,即便目下暂时按兵不动,但迟早而且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张牙舞爪了。
甚至,说不定,本愿寺不过是个“打前站的”,真正的幕后大boss,就是萨摩藩!
不然说不过去啊若没有雄藩的强力支持,老老实实的呆了两百六十多年的本愿寺,怎么会突然跳了出来,干造反杀头的勾当?
何况,本愿寺要硬怼的,除了德川庆喜,还德川庆喜的保护人大清国的辅政王啊。
这一层,那个明如上人,不可能想不到吧?
长州血迹殷然,若狭沉铁未销,难道他都忘了?
难道他以为,单凭一个本愿寺,就可以“尊王倒幕”?
他年纪虽轻,可是,再如何血气方刚,也不至狂妄鲁莽到这个地步吧!
因此,这个明如上人后头,一定还有人!
事实上,虽然还算不得确凿的证据,但萨摩藩在后头搞鬼的迹象,已经颇为明显了
那班“维新志士”,一直由萨摩藩庇护,此刻“纷纷逸出”,若说没有得到萨摩藩的允许至少是默许,哪个能够相信?
虎兕出于柙是谁豢养的虎兕?又是谁将他们放出了笼子?
车子晃动着,关卓凡微微闭上了眼睛。
如果萨摩藩确实是这场乱子的幕后主使,那么,麻烦就真的大了!
先,此时的萨摩藩,方方面面,都已非“二次长州征伐”时的长州藩可比了。
萨摩藩本就是日本第一个“西化”工业化的雄藩:“藩政改革”,卓有成效,为工业化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殖产兴业”,确定了工业化的“藩策”;“集成馆”的设立,则正式拉开了工业化的帷幕。
十数年下来,“集成馆”这个工业群里,出现了冶铁反射炉、熔矿炉、钻孔盘,出现了蒸汽机关制造所、金属细加工所、造船所、造币所、锻造厂、玻璃工厂、纺织工厂……各种近代工业,粲然可观,卓然齐备。
这个“集成馆”,同关卓凡在上海搞的“工业园”,颇为相像,不过,必须指出的是:
第一,“集成馆”的设立,早了“工业园”整整十年不止。
第二,目下,“集成馆”的“国产率”,要高于“工业园”。
第三,若论及对国家的经济、军事的“贡献率”,目下,“集成馆”更远远的高于“工业园”。
譬如,关卓凡虽然已经开始和克虏伯在“工业园”合办工厂,但轩军目下装备的野战炮,却几乎百分之百是从普鲁士进口的;而萨摩藩军的火炮,过一半,出自“集成所”的兵工厂。
当然,威力孰高孰低,另说。
又譬如,萨摩藩海军一半以上的兵舰,是由“集成所”的造船厂捣鼓出来的;而中国海军的军舰,除了“福星”等少数较小吨位者自造之外,余者全部进口自英国。
当然,孰先进些,孰落后些,也另说。
再譬如,萨摩藩军的制服,皆出自“集成所”的纺织工厂;而轩军士兵的身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初从美国“扫”回来的“压箱底货”呢。
当然,论品质,萨摩藩军的制服,尤其是6军的,较之泰西各国,还是逊色一筹,就像大久保利通抱怨的,“软塌塌的”,“不精神”。
不过,制服虽然“不精神”,但士兵却是精神抖擞的。
“二次长州征伐”之前,萨摩藩就开始“西法练兵”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多多少少,还保有一些“日本特色”。
“二次长州征伐”,轩军的武备和战力,长州藩军和“诸队”的惨败,极大的刺激了萨摩藩;一俟“二次长州征伐”结束,中国人还没有离开日本,萨摩藩军就开始了进一步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从里到外,彻彻底底,“全面西化”。
同时,扔掉了杂七杂八的前膛枪,换上了一水儿的后膛枪同火炮一样,一半购自洋商,一半“集成所”自造。
萨摩藩的舰队,也已成军,规模虽然不算大,但总吨位并不在幕府舰队之下;船有新有旧,但全部都是蒸汽船,其中的新船,大半由“集成所”的造船所自造。
讽刺的是,萨摩藩的海军,也是师从英国,请的也是英国的教习。
当然,这些教习,都是退役军人,没有现役军人,不过,同英国政府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若明若暗、若有若无的关系
当初,为萨摩藩聘请海军教习往来奔走的,是一个“女王陛下政府雇员”英国驻长崎领事馆的书记官萨道义。
因为有了这一层的渊源,乔百伦、柯烈福、狄克多等中国海军的英国顾问,对萨摩藩海军的战力,便有了较为切实的了解。
据乔、柯等人说,萨摩藩海军规模虽然有限,可是,一切一切,都严格按照现代海军制度办理,训练亦十分之勤奋刻苦,经已具备了相当的专业水准,可算一支短小精悍的“准现代化海军”,其战力,未可小觑!
英国人的这个话,应该是可信的。
想当年,还是一副土头土脑模样的萨摩藩,便在“前之滨之役”即“鹿儿岛炮击事件”中,同英国舰队有来有往,很过了几招,叫英国人很吃了些苦头;目下,鸟枪换炮,自然是更上层楼了。
总的来说,今日萨摩藩军之战力,不论海、6,都已远当年长州藩的“诸队”;对阵幕府的军队,更加是可以“吊打”的。
整军经武是最花钱的,海军尤甚,萨摩藩军的战力,同萨摩藩的财力,密切相关。
“藩政改革”之后,萨摩藩的藩库,每年都有相当的盈余,这两年,更是盘满钵满
“二次长州征伐”之后,日本的走私大涨,别的藩,幕府稽查甚严,唯有对萨摩藩,无如其何,因此,大宗走私,都由萨摩藩进出,许多巨商都在萨摩藩设立商行,走私走的正大光明,萨摩藩则坐地抽成,日进斗金。
而萨摩藩从走私中获得的收益,几乎都投进了军队建设。
萨摩藩的兴旺达、兵强马壮,同人才鼎盛,亦密切相关。
“二次长州征伐”之前,萨摩藩就初步打破了身份限制只要是武士,无论等级如何,只要有才干,就予以提拔,许多下级武士中的优秀人才,乃得以到大名府担任高级职务,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就此脱颖而出。
“二次长州征伐”之后,在强烈的危机感的促使下,萨摩藩布“诸贤令”,彻底打破身份限制,即便不是武士,哪怕“贩夫走卒”,只要有才干,也可入职政府,并不设上限。
虽然,迄于今日,“贩夫走卒”之中,还没有出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类人物,不过,“上进”的大门是打开了,下级官员之中,已经有了不少出身“贩夫走卒”的,整个萨摩藩,“民气昂扬”。
另外,“二次长州征伐”之后,萨摩藩招降纳叛,在本藩呆不住脚的“维新志士”,都往萨摩藩跑,一班这个时代日本最优秀的人才,荟萃于西南一隅,对于萨摩藩来说,很有些如虎添翼的意思了!
当然,所有的人才中,最优秀的那个,还是大久保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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