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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七十六章 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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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可是洋务派领袖,他的自身荣辱不仅关系到王公党切身利益,同时也对大清此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影响甚深。

不论此次慈禧太后有没有打压洋务派的心思,事实上已经对气势如日中天,在地方上更是势力庞大的洋务派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恭亲王在京城地位受挫,地方上的洋务派大佬们便少了一分来自朝堂的保障。

虽然此时无论曾国藩还是左宗棠,还有一直没有表态其实早已算是洋务派大佬的两广总督吴可,都已是羽翼丰满的一代豪雄,但他们毕竟是汉人身份很多事情在满人为主的朝堂上不好动作。

少了恭亲王的帮衬,各地打上洋务派标签的督抚就得直面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虽然他们并不畏惧麻烦,但麻烦能少一点是一点。

所幸恭亲王没有被一撸到底,虽然不能参与中抠事务,但以他亲王的位份还是很能做一些事情的。最起码慈禧太后在彻底解决残留顾命大臣之前,不可能将恭亲王以及地方洋务派彻底得罪。

……

朝廷明发上谕后,两宫太后并没有立即召见恭亲王奕。

而恭亲王奕请求召见,她们也不予理睬以示冷淡。直到二十几天后的四月十四日,她们才召见了恭王。这时的奕已深知慈禧的厉害,他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深自愧悔伏地痛哭,作出了服从谕旨听从裁决的姿态。

慈禧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裁抑奕的目的已经达到,也许是军机处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便于同日发了一道上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这就恢复了恭王的首席军机大臣职,但“议政王”名目却永远地削除了。是恭王仍被命枢廷矣,然已无‘议政王’之尊称。名位固已较前大为减削,此虽王年少不学,关于大体,积嫌蒙衅,自取之严谴,然亦太后集权之手段也。

这一次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发难,可以说突然之极让人大感措手不及,恭亲王的表现也平庸到了极点,可以用毫无还手之力来形容。

这对于心高气傲的恭亲王而言,可是极为突兀丢脸之事。

同治四年九月(1865年10月),咸丰帝奉安定陵,恭亲王襄办奉安事宜有功,两宫太后欲加优奖。此时的恭亲王牢记“功高盖主”的古训,“以盈,满为惧,再四固辞”,再也不敢领受什么奖赏了。

所以慈禧将恭亲王交宗人府议叙,宗人府评价甚好:“惟恭亲王谊属宗藩,首参机务,近来事无巨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

慈禧很满意,特颁一谕旨:“所有三月初七日谕旨,著无庸纳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所以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起居注仅书:“命恭亲王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一切差使。”而无慈禧起草的朱谕全文。这是慈禧为缓和同奕的矛盾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恭亲王奕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面奏两宫太后收回对其长女封为固伦公主的成命。两宫经考虑便以同治帝名义发一上谕,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封其为荣寿公主,所有一切仪制服色仍照公主例。奕怕功高加祸,严厉约束自己谨慎行事。

总之,这场由两宫太后,主要是慈禧发起的对恭亲王奕的斗争,前后经一个多月便基本结束了。这事来得突然去得迅急,最后慈禧太后也达成目的。

等到地方督抚得到消息,并准备做些什么的时候,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没有转圜余地,其他人怎么想的吴可不清楚,反正当时吴可骂了娘。

他一则对慈禧太后如此迫不及待揽权不满外加警惕万分,同时对于恭亲王的软弱表现实在看不过眼,只要恭亲王在此次事件中强硬一点,等到各地封疆反应过来最不济也不会闹到最后这个地步。

事情虽然结束迅速,但吴可还是通过从京城传回的消息,招来身边幕僚班子好好研究了一番,总要搞清楚慈禧太后究竟怎么回事,免得以后自己重蹈覆辙。

……

安得海是慈禧太后的御前太监,一名安德海。其人狡黠多智西太后甚宠之。

孝钦(慈禧)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恭亲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瓷,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慈禧)讶问,以六爷(奕)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于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

也就是说,安得海恃宠而骄,借慈禧名义,在物质要求上贪得无厌,遭到了心高气傲的恭亲王奕理所当然的反对。但是狡猾的安得海设计圈套恶进谗言,挑拨慈禧和奕的关系,制造矛盾,妄图用慈禧打击奕,慈禧偏偏又中了计。而这个矛盾恰被任署日讲官的蔡寿祺得知,他认为有机可乘便上疏弹劾奕。

这事在京城坊间传得沸沸扬扬,吴可手下幕僚班子一致认为慈禧偏听偏信安得海之类的太监的谗言,并因而猜忌、戒备恭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坊间疯传奕自恃有功,每日奏对,时间既久,便放松了戒备,渐渐地把与两宫太后的等级森严的君臣关系,自觉不自觉地视如寻常百姓的叔嫂关系了。这是为两宫太后绝对不能允许的。

又有传言恭王则于用人之权,黜陟之事,不商之于太后,或升或调,皆由己意。凡关于各省之事,亦独断而行。而宫廷之间,亦渐生嫌隙,常相抵触矣。又说:恭王在宫廷之外,与中外官吏自由来往,不取太后意愿,辄自专擅。而太后则使太监伺察之,种种行为,皆归报于太后,乃愈启猜疑之心。

恭亲王用人专断、办事专擅,这事是有的但也不至于像坊间流传的那般夸张。

又有传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王往往不俟内监传旨,径直入内,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这等于礼节不周之事,所谓无风不起浪想来两宫太后不可能拿自家名声做陷阱。

还有王既被亲用,每日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曰:“给六爷茶。”一日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处。两宫哂焉。盖是日偶忘命茶。

据说,慈禧对这种越礼的行为十分反感。她们认为,这是奕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一种蓄意的挑战,是不能容忍的。

更有传言,一日召见时,恭王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此言慈禧决不能忘而恕之也。又说:凡奏对时,每由慈禧问答。一日太后言毕,恭王佯作未闻,请太后重述一次。太后有言,每抗声答之,恭王骄傲之态,每使太后不能容忍。

京城坊间据言奕的傲慢情形,于上述四端可见一斑。

对于奕的表现,“当时之人,皆以为恭王对于两宫之态度举动,似觉太过。以己大权在握,遂擅揽一切,未免近于骄愎”。

又言奕既然有此表现,便迫使慈禧不得不采取措施。“太后既知恭王之权渐大,常侵越己之权势,遂立意告诫恭王须明白国体,不可僭越。用人之权,视太后为转移。稍有不合,即告罢黜”。

坊间肆意流传奕傲慢骄愎的说法,是替慈禧张本的。当然奕在作风与性格上的这个严重不足,也是确实存在着的。

这一点吴可也十分清楚,像恭亲王这样的天皇贵州,一旦绕组过得太过顺风顺水便难免生出骄横之心,可要说这厮做得这般过分却不可信。

当时之人可能对两宫突然出手不明所以,可能就信了坊间流言将罪责全部扣在恭亲王头上,吴可却是不然作为后世来人他可是十分清楚慈禧太后的权利欲有多严重。

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最高统治权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垂帘听政久了,慈禧于国故朝政渐皆了然。本性专断遂不欲他人之参预。盖其聪明才力,加以读书增其识见,于用人行政诸大端,颇得人之信服。昔之所赖,今则弃厌而疏远矣。昔日冲抑之怀,今则专断而把持之矣。

这是说,慈禧在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上已趋成熟,她要高度集中皇权。这就必须削弱恭王的权力。因此她抓住战机主动进攻,以便达到皇权独揽的目的。

种种说法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吴可与幕僚研究过后认为都有一定道理。此事发起内因是慈禧企图皇权独揽,外因是奕的用事专擅,行为不检,而诱因则是安得海的谗言。

恭亲王突然被整,让吴可感叹之余却也给他敲醒了警钟,那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太后已经露出狰狞獠牙,警醒他以后行事必须越发低调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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