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章 文武全才

刘传金和孔大车抢步上前，想要扶起杜吉鹏。-79-

“他的脚可能骨折了，先不要动，让他躺一会儿。”陈伟紧盯着杜吉鹏，“去叫医生过来。”

刘传金应了一声，起身快步奔出训练室，这时吴应科走了过去，捡起了杜吉鹏抛出的被陈伟以长刀击落的暗器。

那是一枚厚实的“显凤通宝”当百大钱。

这种大铜钱是显凤年间因经济困难所铸造的虚值大面额钱币，因其钱体厚重（面值当百的大钱重量为五两），常被江湖人士用作打人的暗器，这一次杜吉鹏用它来打陈伟，显然对它的这个额外功用很是熟悉。

“发生了什么事？”杰利科急匆匆的走了进来，他的身后是舰上的一位军医官。

吴应科看到杰利科进来，立刻将那枚大铜钱揣进了怀里，他刚一抬头，碰上了陈伟的目光，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陈伟不动声‘色’的转过了头，面向杰利科。

“怎么回事？”杰利科看到躺在地上的杜吉鹏，吃了一惊。

杜吉鹏深吸了一口气，咬牙坐了起来，转向杰利科，用英语大声的说道：“我在练习格斗时摔倒了，扭伤了脚，对不起！长官！”

听到杜吉鹏的回答，周围的学员们全都面现惊异之‘色’，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军医来到了杜吉鹏的身边，检查了一下他的伤脚，对杰利科说道：“可能是骨裂，需要马上治疗。”

“抬他到医疗室去。”杰利科命令道。

两名水兵将杜吉鹏扶出了“痛苦之屋”，陈伟的目光扫过所有人，厉声道：“继续训练！”

入夜，“不屈”号上的人们大都进入了梦乡，但陈伟却并没有睡。

此时的他，正在灯下奋笔疾书。

“敬爱的林逸青先生：您好。”

“我在‘不屈’号上一切安好，

“林先生，当您观看三个世纪前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中土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帝国做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像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

“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这里没有骑兵帝国可以把它的快速动力强加其上的大平原；这里也没有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周围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勤劳而易于征服的农民群众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导致很多重要后果。首先，它使统一控制变得很困难，甚至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军阀也难以做到，这就减少了大陆遭受像‘蒙’古游牧部落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

“此外，因为许多贸易都是经过北海和比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来进行，而且也因为远洋渔业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促使造船工业建造坚固（即使速度还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运载大量货物并能利用风向航行。虽然在一个时期船只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变得更加灵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后来取代它们的船舶。可能没有像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将具有特别的优势。”

“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看法，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孔子学说发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fu由于它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更难想像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土眀朝和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如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在三个世纪前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在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俄罗斯、德川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或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矿‘床’的地方，如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生产。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垄断海上实力，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坐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

“那么，如果说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集权化的巨大障碍，那就不是同义语的重复了。因为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军事实力的均势迅速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变化。为解释这种变化，必须再次说明欧洲权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

“根据同样的理由，这种自由市场制度不仅迫使大量雇佣兵队长为签订合同而进行竞争，也促进手工工匠和发明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争取新的订货。当最初使用大炮时，西方和亚洲在大炮的设计和效力方面都没有多大差别。发‘射’石球和产生轰然巨响的巨大炮管显然看起来很了不起，并曾起过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于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那种炮。然而，似乎只有欧洲才存在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进的动力：在火‘药’粒方面。在用铜和锡合金铸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样强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弹的形状及结构方面，在炮架和炮车方面。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给了这种武器的所有者摧毁最坚固堡垒的手段。”

“但这并不是说其他文明没有改进他们早期的、构造简单的武器。它们经常通过模仿欧洲样式或说服欧洲来访者（如在中土的耶稣会会员）出让他们的专长，来进行改进。但因为眀朝政fu享有大炮的垄断权，而且俄国、日本和莫卧儿印度不久也取得了这种垄断权，既然它们的政权已经确立起来。改进这种垄断权的‘诱’因就要小得多。中土人和日本人转向闭关自守以后，就忽视了发展武器生产。伊斯兰兵因固守传统的作战方式，对大炮的兴趣比较冷淡，直到后来为时已晚，难以赶上欧洲的领先地位。面对不太发达的民族，俄国和莫卧儿军队的指挥官们没有改进武器的迫切需要。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压倒敌人的军队。正像在一般经济领域一样，欧洲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别领域受到繁荣武器贸易的刺‘激’，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这种武器螺旋上升的两个进一步后果，一个是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个是它最终获得了海上霸权。海上‘火‘药’革命’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在海战极力模仿陆战的时代，在帆船上安装大炮是非常自然的发展。正像中世纪的城堡沿城墙和堡垒配置弓箭手以击退包围的军队一样，热那亚、威尼斯和阿拉贡的大商船也以弩机武装起来。守在船头船尾的‘堡垒’中，以保卫自己免受地中海穆斯林海盗的侵犯。这会造成船员的严重伤亡，尽管这不一定真能拯救和平的商人，如果进攻者果真下了决心的话。”

“然而，一旦水手们领略到陆上大炮设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就会很快将这种武器装在船上，远距离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进。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回顾历史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欧洲陆军和海军优势的特殊情况下，这绝非不可能。这一步一经迈出，帝国的丰厚利润以及获取更多利润的愿望更加快了扩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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