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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时间能愈合沟壑，加深了解，在我越过那些沟沟坎坎后，回首自己的足印，心底的恨意也逐渐消失了。俊姐在意的是结婚戒指的价值，而姜姐在乎的是丈夫前妻干涉自己的家庭，都有自己的理由。当理由受阻，便在一个保姆的身上发泄不满，也有合乎情理的地方，因为我参与到其中了，自然脱不了干系。

回京后的胖婶在老家算是虚惊一场，她开玩笑说自己男人像个鸦片鬼，那东西不中用了，哪有心思偷人啊。那女人是丈夫远房亲戚，男人在外打工，丈夫去那女人家是亲戚间的照料，没那么多闲话。看来，胖婶回去的日子里也没闲着，肯定经过调查核实了。至于说自己男人那东西不管用了，她表情不带丝毫的遗憾，毕竟都上了岁数，也成了丈夫忠于她的唯一证据。

她又跟我说了不少家里的事，我父母的身体，一年的收成，还有其他保姆姐妹们在过去一年里遇到的新鲜事。其中她提到一个妹子春节期间嫁人了，本来说好完婚后继续上北京做保姆，可新郎变卦了，要求新娘和他一道去上海建筑工地做小工。那妹子开始不太愿意，说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好雇主，好日子才刚刚开始，让她到建筑工地上跟水泥打交道，实在不甘心。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妹子最终还是拗不过新婚丈夫，答应去上海。跟北京雇主打了个电话解释原因，雇主要求那妹子帮她物色一个，要求一样，人品好，有些文化。那妹子是初中毕业，对于她那个雇主，胖婶她们都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人家，那妹子守口如瓶，只说平常不用干什么活，700元的工钱算很高了，日子也很清闲。说到文化知识让人很纳闷，就算保姆是个大学生，也不可能把中餐筷子变成西餐刀叉呀？

我那些姐妹大都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了，所以，我这个留京保姆成了合适人选，我虽没跟胖婶直接提到过在秦家的不如意，可她能看出来，因为我的喜怒哀乐，再掩饰也逃不过她胖婶的眼睛，于是她就让那妹子留下了雇主的电话，说等回城让莲子去试试，大小也是个高中生。

胖婶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交到我手上时，我并没有动心，装进口袋里说自己刚涨工资了，不想这么快就离开。

说心里话，保姆衡量雇家的好坏，工钱是最大指标，在尊严和金钱面前，天平上的金钱砝码总是要重些，我能在秦家呆下去，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钱吗？而现在我想到的是金钱以外的东西，姜姐收拾好的旧衣物，还有欢欢让我寄回去的学习资料，这两样东西也包含着有形价值，可我想到的却是金钱以外的无形价值。对我和秦家来说，磨合到现在的状况，着实是不容易。我不容易，那秦家更是不易，至少没再接连更换保姆，让家政公司躲之不及。

一个果子到了手，不管是亲手摘下的硕果，还是经风雨摧打后跌落到地面的烂果，只要有食欲，那味道一样是甜的。

我在秦家也能咀嚼出这种甜蜜，尽管品尝的机会不多，却加倍珍惜。

我从胖婶那里拎了不少咸货带回秦家，那是我父母的心意，一部分给老太太的，剩下的是给秦家的。我的父母虽说是农民，可他们一样知道交情的重要性，一些咸货在市场上值不了几个钱，却满载着他们的善意，也寄托着要雇主善待自己女儿的无声诉求。当晚我就给秦家蒸上了咸鱼咸肉，就着青色的雪里蕻，他们一家人赞不绝口，说是吃上了真正的绿色食品。

阿莲的故事　95

没了冼老师，秦家两个孩子还得上学，我这个保姆还得做饭，生活中失去一个角色，并不代表自己的角色也变换了。只是秦家没在新学期里重找家教，欢欢是对自己学业自信，混儿是图个自在，礼拜天可以冲出屋子去踢球。

没有当面向冼老师表达自己的感谢，始终是我内心未了的心愿。我将这心愿寄托在一团毛线上，晚上坐在床上，织起手套来。我的想法很简单，给冼老师织副手套，就像以前给弟弟们织手套一样，天冷时握笔用不着受冻。

只两个晚上就织好了，按照老家的织法，手套的指头都不封针，便于活动。我们女生上学时，在冬天里都戴上这种手套防寒，写字也方便。我一直想给冼老师打个电话，让他有空时过来拿，礼品的价值虽不对等，可心意是一样的。我很多次想问欢欢冼老师的电话，可总找不到一个索要的理由。

我留了个心眼，知道混儿的手机上存有很多电话号码，直接问他上面有没有冼老师的，我肯定没那胆量，让他知道我在暗自联络冼老师，他那嘴巴绝对能贫出刺耳的旋律来。

（www。。）.

有次他放学书包一撂下就玩球去了，我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打开他手机，好在他没上锁，否则那时候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开手机。操作了几下，我就找到了电话本，电话号码有很多，可惜的是，上面留有小丽的，却不见冼老师的。

打听电话是没戏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师大去找他，都是买完菜抽个空当，是先坐地铁后打车去，节省点车费。那时候秦家夫妇都很忙碌，姜姐也很少上午在家，有时候中午回来一趟。所以每去一趟，我都惴惴不安着，生怕半途姜姐回家找不见我人。

第一次独自走进了师大，我是一路问过去的，我记得那栋楼的楼号，结果到了传达室，说了宿舍没人。我又没时间等下去，就匆忙返回了。第二次去，宿舍有人，我直接上了楼，是那戴眼镜的男生，见到我白眼珠子翻动半天，很难将眼前这个保姆跟他哥们儿联系到一块儿，纳闷地问上一句：家教都不做了，还在那里搭伙混饭吃？问我什么事，我支吾半天又说不出所以然来，狼狈而回。

隔了几天，有个上午我接到了电话，是冼老师打来的，什么也没说，出口就问找他有事吗？口气很冷淡，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觉得自己太自作多情了，脸上热辣辣的，吞吐出感谢他的话来。

他口气一样很冷淡，说是见我大新年也没穿件新衣服，就给我买了件，还叫我想想自己的出路，保姆那饭碗不好端。然后问了几句混儿的情况，叹了一口气就没再说什么了。

我所盼望的音讯就这么平淡，像一盆冷水浇得我手脚冰凉。

结果我还是鼓足勇气最后一次进了北师大，那次也还是戴眼镜的男生在屋，见到我说：三顾茅庐，诸葛小白脸该现身了。让我等会儿，冼老师上图书馆借书，很快就回来。

我巴不得他没在，急忙丢下那手套让男生转交就仓促离开了。

一个保姆和家教的交情就这么结束了，直到我离开秦家也再没有他的音讯。无可逃避的是，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等着电话，希望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一声叹息，但那声叹息再没回荡在我耳边。唯有回音在心谷飘荡，久久没有消声。每当我穿起那件红衣服，就回想起那严冬里的一抹红色记忆，温暖的记忆。

我离开秦家是那年5月的事，“五一”放假，姜姐的母亲在秦家住了下来，屋子里一旦多出一个闲人来，那就免不了有闲话了。姜姐母亲参与到家务中，我显得有点碍手碍脚了。所谓物有所值，我那600元的工钱与付出的劳动量显然不对等了。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下跌，姜姐口里不说什么，可眼神告知了一切。我有自知之明，保姆的价值体现就是忙碌，当我觉得自己快沦丧为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时，便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秦家人对我的离去感觉水到渠成，很自然，也就没有假惺惺地挽留，倒是混儿一句话让我偷偷滴下几行泪来，他说：来生要是有姐姐，莲子就做我姐姐吧。

阿莲的故事　96（1）

再次回到我的大本营——老太太家。我开始厌烦这种居无定所的职业了，尽管每次都是自己主动退出，强撑脸面，以示受雇者也有自知之明。可秦家已让我失去做人的尊严，每当想起那回自己厚颜无耻央求姜姐，我都感到无地自容，感觉那是陌生的自我，牺牲了自尊，换取别人的怜悯，只求得饭碗，形同乞丐了。

乞丐乞讨方式有多种，不同的领地决定不同方式，小时候在村子里见过不少，春节期间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村民再穷，只要有人敲开自家的门伸进一口破碗来，无须多言，只要自家有米下锅，都会朝碗里加些米饭。那情形不像是对陌生人的施舍，而是给邻里救济。所以穿着再破的要饭人，无须乞求的，因为村民懂得尊重别人，即便是乞丐上门。现如今，失去信任的社会，就算你在城市大街小巷三叩九拜，流出血来，也不见得有多少人给你投掷硬币，不劳而获尚且不说，关键是有人怀疑你的真实身份。用出卖尊严换取同情，已沦丧为求财方式，谋生手段。与之相反，能有一技之长，会吹拉出调子的乐手式的乞丐能得到更多的毛票。原因不在于身份是否真实，而是付出了劳动，属于卖艺范畴，容易取悦于人。我在秦家的角色，既不是过去乡村的讨饭人，也不是现在城市里的卖艺人。在姜姐面前，我就是个乞讨者，乞求劳动的机会，用劳动和尊严来换取饭碗，劳动与收获是等价交换，尊严却无价，尊严在我眼里就像街边磕头的乞丐，磕出头血，疼在心窝。

我开始强烈鄙视自己的谋生方式，很是羡慕其他打工者，不管什么样的工种，不管是否被解雇，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租住在几平方米的地下室，那也是自己的空间，保姆包吃包住之后，一旦被扫出家门，就形同流浪者了。可话又说回来了，在这座大城市里，弹丸之地也都是金子，地下室的巴掌大地方不也是要用钱交换来的吗？我很想换个工种了，再不想做保姆，可经验像道门槛将我拒之门外，我早尝试过，最终还不是进了雇家的门槛，难道我天生就是给人家做保姆的？人在逼上梁山时也有灵机一动的灵光闪现，我想到了那年春节相亲的后生来，他不是给我留过电话吗？

我在日记本的底页翻出那电话号码，迫不及待地在老太太家拨起那电话，可拨了好几次，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胖婶在旁问我给谁打电话，我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她摇头否定了我的想法，开小面馆的她听说过不少，规模就跟小霞那兄妹俩的面馆一样，两个人就能打发了，用不上帮手。她让我给700元工钱的那家打个电话，碰碰运气，做保姆的就是出东家找西家，有门就得敲。

我觉着都过去几个月了，人家肯定早找到保姆了，现在找保姆的，往家政公司一呆，天南海北的保姆，任你选择。这年头像我这样的高中生都参与了此列，就更别说什么初中文化了，排着长队让你来挑选哩。再说，文化程度肯定也不是唯一标准，700元工钱真像那妹子说的那么轻巧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别说专为别人做饭的保姆了，做饭本身就包含着劳动量。

胖婶的话多少让我刚升腾起的希望之火变得有些灰暗，可我并没放弃，如同揪到一根救命草，握在手心，总想爬出脚底下的空谷。

下午电话终于打通了，一年多没联系，他近乎忘记我是谁了，提到前年相亲那段他才想起来，忙问我是不是还在北京？怎么一直没给他打电话。还说自己这个春节又相亲了一回，换了一个村子，明年父母再这样逼他，就不回家过年了。听口气，他这个在城市尚未扎根的民工早不想回到那片贫瘠的土壤里插苗了。城市混凝土的灰色下，生活却是多姿多彩的，享受不到阳光下的温暖，但至少能在城市的缝隙间，投下一道影子，留下一点烙印；乡村的风光再明媚，夕阳下骑头老黄牛下山也能成为文人骚客笔下的风景线，可只有骑牛人才知道那头牛有多疲惫，翻卷的黑土地再肥沃也种不出闪光的金子来，金子只埋在城市里。

阿莲的故事　96（2）

虚荣心促使我不想说自己失业了，告诉他还在北京做保姆，打电话只是问声好。他说自己现在已不在那大学食堂卖面食了，学校原来的后勤部长是老乡，去年就退休了，新上任的部长整顿学校食堂，把他给清理出去了，他正在物色一个门面，到街上卖早点。我问他跟谁在一起做早点，他的回答正像胖婶所说的，就他父子俩，没外人，小本生意没那么忙，请人就得付工钱。他又问我电话是不是雇主家的，我忙说是公用电话就给挂了。

在这个昔日未相中的后生面前，我变得很势利，醉翁之意，名为寒暄，实质是想看对方能否为己所用，讨口饭吃，好比家里断炊了，敲开邻居家门，见到别人家的锅里也空空的，只好说句：没饿坏吧。掩盖窘境。

阿莲的故事　97（1）

就这样，我在老太太家又磨蹭了几天，后来去了先前那家家政公司，年后的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