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文武百官

大顺开国所封荣爵，不过一王、一公、七侯而已。 如果具体到大顺体制之内，而且只计算活人的话，其实就只有一公、六侯而已。

名器之贵重，可见一斑。

在侯爵以下的封爵者，数量终于多了一些：伯爵约有二十余人，子爵三十人，男爵则五十余人。

伯爵主要是授予给大顺五营副将一级的将领，还有就是授予给了明朝投降武将中总兵一级的将领。

例如大顺五营中，中营亲军的党守素、辛思忠、任继荣、吴汝义、李友全部都受封伯爵。大顺的伯爵爵号是采用明朝的县名，如党守素就被封为通渭伯，辛思忠为西和伯，任继荣为宜阳伯，吴汝义为太平伯，李友为武阳伯。

其他各营的主帅副手一级将领，也尽皆封伯：马世耀封巫山伯，刘汝魁封安肃伯，刘体纯为光山伯，其他果毅将军和实际上负责一营主帅副手职能的武将，也一概封伯。

剩下的明朝降将之中，被封伯的基本就是明朝总兵级别的官员，陈永福受封为文水伯，白广恩受封为桃源伯，左光先受封为秦安伯，牛成虎受封为安化伯，马科受封为怀仁伯。

当然，还有极值得一提的姜瓖，这位雁门之战中救出田见秀的明朝降将，同样受封为伯爵，封号便是采用了雁门关附近的一个县县名，叫做繁峙伯。

除了这些人以外，李来亨的楚闯，其实际上的左右副手白旺、高一功两人，因为担任的是节度使职务，所以按照五营主帅的副手封伯爵这一惯例而封爵者，就是白旺和高一功，而是由李来亨自己推荐上来的谷可成和郭君镇两人。

谷可成以蕲州附近的广济县为号，受封为广济伯；郭君镇则以随州附近的应山县为号，受封为应山伯。

除了他们两人以外，白旺和陈荩也都因为作为节度使，为前线提供军需物资有功，加之平定了许多叛乱，同样受封为伯爵。

白旺以德安府所辖的云梦县县名为号，受封为云梦伯；陈荩则以承天府所辖的京山县为号，受封为京山伯。

但是这其中高一功的情况，却让许多人疑惑不解。高一功作为李自成的妻弟，又是闯军的陕北元从，而且还作为武岳节度使立下了许多战功，可居然只是受封为临朐男这样一个最低级的男爵而已！

高一功的封爵，居然只是男爵，不仅比很多资历和他相当的元从老将低许多，而且还比与他情况相似的另外两位节度使陈荩、白旺，要低得多。

这就太让人感到惊奇和疑惑了。

李来亨倒是有点猜测出来了大顺开国封爵如此布置的用意所在。

明朝皇帝重用宦官系统，这很明显是遭受到李自成的反感。前段时间李自成已经把秦王府和晋王府所献上的宦官太监全部放还，可见他受到身边一些新晋文臣的影响，对于宦官怀有极深的恶感。

那么外戚大抵也是如此吧？

李自成对于高一功本人肯定是没有多少恶感的，可是对于高一功这个妻弟身上所代表的外戚身份，受到新晋文臣们影响的大顺永昌皇帝，当然就会刻意地加以控制。

高一功仅仅受封为男爵，就体现出了大顺一朝会竭力打压外戚的态度。

不过连白旺和陈荩都受封为伯爵，高一功却只受封男爵。李自成也要考虑到他这个小舅子的心情啊！

所以赐宴之中，很快就有礼政府和吏政府的官员带着诏书和信件找到了李来亨，要他派人把诏书尽快送去武昌，将情况告诉给高一功。为了安抚高一功，诏书在仅仅册封他为临朐男之余，又提出了将以高一功为湖广经略使的新任命。

看来大顺的官制，大体上是以防御使对标明朝的兵备道，以节度使对标明朝的巡抚，以经略使对标明朝的总督。

李自成以高一功为湖广经略使，看来是打算让高一功总领湖北军政。不过李来亨对这件事情倒是没有太多担心和顾虑，毕竟他在湖北的制度建设已经大成规模，根基巩固，高一功本人又和李来亨关系亲厚，绝没有动摇楚闯根基的可能性。

明代的巡抚被改回节度使，掌管全省军政。与明代不同，如高一功和白旺的例子，大顺节度使也有武官。这意味着，大顺的武官地位在地方也得到了空前提高，成为抗衡文官的一大重要势力。

大顺的右武政策，从开国布置来看，已很明显。

具体文官的方面，大顺设置了天佑殿，由牛金星以平章政事衔领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为左平章，惠世扬则为右平章事，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惠世扬年迈无精力理事，牛金星便成为了大顺开国后事实上的独相。

明朝的六部依旧按照前例，改为六政府，以尚书、侍郎为政府首长；属员改郎中为中郎，主事为从事。六科给事中，则皆改为谏议大夫。

具体上六政府六谏议的人选：

吏政府尚书便是宋企郊了，吏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门文谕院则由吏政府侍郎宁绍先负责掌管。宁绍先是陕西韩城人，崇祯九年中进士，曾任山西文水教谕，当然是牛金星眼中“秦党”的一员。

户政府尚书则是杨王休，他是河间人，之前在明朝担任陕西潼关兵备道。户政府侍郎则为杨建烈，又是一个陕西韩城人，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先后任叶县知县、江西道御史等官职，颇有贤名，崇祯朝时还做过太常少卿和太仆卿通政司通政使。

礼政府就是巩尚书和姜学一姜侍郎两人负责了，在之外的另外几部，则基本上是由牛金星的门生故旧掌握，他的同年安兴民和老乡徐尚德就直接掌握了刑政府和工政府，兵政府也是由牛金星选拔的河南生员李之纲掌握。

之前设立的尚契司被正式改为尚玺寺，这是因为契只是大顺官方使用的符券契章这四种印的第三等缘故。所谓尚玺寺，就是明朝原来的尚宝司，掌宝玺、符牌、印章。

明朝的太常寺、鸿胪寺则改为礼政府下属，因为太常寺管宗庙礼仪，鸿胪寺管朝会仪节，都跟礼政府职能密切相关，因此相近职能机构改制倒不奇怪。

掌管车马的太仆寺改名为验马寺，翰林院改名为弘文院，御史改名为直指使，通政司改名为知政使，中书科改为书写房，虽然只是换了个名字，不过意义却大不同，突出了未来的重点和方向，预示着某些微妙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还是文谕院，文谕院是由吏政府文选司升格，表明了李自成强化控制文官选拔的决心。

由于大顺军这时候已经占据了相当广阔的领地，除了湖广和河南以外，整个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全部归于大顺的版图。大顺军占领地区已经包括好几个省分，很有必要广设节度使和经略使了。

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监督之责，如以明临汾知县刘达为陕西巡按直指使，介休知县李若星为山西巡按直指使。其他道、府、州、县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官，与开封时期相同。

具体是以罗汝才为西北经略使兼陕西节度使，以明朝的绥德州知州周士奇为榆林节度使，以明朝的监军道陈之龙为宁夏节度使，以明朝的关西道周伯达为甘肃节度使，以闯军中营大将西和伯辛思忠为西宁节度使，以明朝河南道监察御史韩文铨为山西节度使，以明朝降官梁启隆为河南节度使，又以李来亨的部将广济伯谷可成为山东节度使。

明末不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