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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的金融“空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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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刚从外地回到瑞金的办公室,正准备查看账目,会计科长曹菊如匆匆闯了进来,焦急地说:“毛行长,最近有不少老乡来用纸币兑换现洋。金库里的现洋少了一半,我看要出问题,你赶紧想个法子吧!”

毛泽民一听,连忙向银行的营业厅赶去。营业厅外面排起了长队,挤进营业厅一看,厅里挤满了等候兑换的人群,大家议论纷纷,情绪激动。有人大声嚷嚷:“现在做生意的只收现洋,不收纸币,我要换现洋!”有人接话说:“是啊,现在纸币快成废纸了,留着有什么用?”

毛泽民皱着眉头一言不发,转身出了大厅。他在瑞金县城的大街小巷转了一圈,果真看见一些日用品商店、布店和盐摊chā着“只收现洋”的牌子。毛泽民意识到他最担心的挤兑现象终于发生了!

他急急忙忙赶回财政部,向部长邓子恢汇报,并同时找来刚上任的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一块儿商量。

毛泽民说:“银行最忌讳的就是挤兑,最近我隐隐约约有预感,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对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另外,敌人制造大量假币流入苏区,并四处造谣破坏,干扰苏区金融市场。我们必须尽快想个办法,制止这种状况。”

其实,道理很简单,国家银行和苏区货币的信誉一定要保证,保住银行和它所发行的货币的信誉,就保住了苏维埃政府的信誉。

此时此刻,毛泽民正面临着当年日本松方正义一样的境况,纸币过量发行导致纸币兑银元的剧烈贬值。松方正义的纸币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非兑现日元纸币,因此,尽管纸币贬值,政府可以不必被迫兑换现银,情况尚可控制。但毛泽民的问题就麻烦了,老乡要求立刻兑现,一旦银元储备被挤兑一空,苏区货币的信用将马上崩溃,后果不堪设想。

当年松方正义为了重建日元信用,大胆采用了来多少纸币,就兑换多少银元的方法,而且都按一比一的比价,一直换到市场完全相信政府金银储备足够为止。不过,当时松方正义用横滨正金银行的外汇汇票创新的法子,解决了金银币从海外流入的问题,而毛泽民却不可能按增加金银币的储备思路来解决难题。

无论如何,决不能让苏区货币的信用破产。毛泽民坚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

决心下定,国家银行立刻从金库里提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两天过去了,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银行门口的队伍越来越长。曹菊如对毛泽民说:“毛行长,现洋所剩不多了,是不是停止兑换?” 毛泽民回答:“现在老百姓换币热情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 曹菊如叹道:“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钱局长他们明后天赶不回来,麻烦就大了。”

毛泽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说道:“看来我们要学学孔明先生,唱一出‘空城计’。今晚半夜,你们……”

第二天一早,瑞金县城街道上,出现了由红军警卫开路,曹菊如带队的箩筐运输队。一些箩筐里装满了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元、银锭,另外的箩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光洋。蜿蜒似蛇阵的运输队经过闹市,经过街面,十分壮观。两边围观的老乡越来越多,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运输队在人群中挤开一条路,把一担担的首饰和光洋挑进银行。每通过一担,就有老乡一边数着,一边兴奋不已,啧啧地夸赞:“银行真是财大气粗!”

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中,金银首饰堆起一座金光灿灿的“金山银山”,前来兑换银元的人们看见后,咋舌道:“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这么多金银,苏区银行真阔气!”

兑换的群众散去不少,毛泽民心中焦虑减轻了一些,终于能够耐下心来等待钱之光的归来。

当天,钱之光终于按计划运回来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的银元和棉布、食盐等大批物资,毛泽民称赞他们救了苏区银行,救了苏维埃政府。毛泽民还告诉他,“空城计”已经用上金库里压箱底的全部金银。要是钱之光再不回来,“空城计”就要穿帮了。

有了前线运回来的物资,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标价牌上写着:“只收纸币,不收现洋。”

人们纷纷议论:“谁说纸币要过期,谁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还拿出光洋换纸币,现在卖东西又只收纸币呢。”

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购回所需物品。有的人不买货物,也将现洋换回纸币。

没有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面对挤兑危机,毛泽民机智应对,使出金银的“空城计”,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并及时采取措施,保证苏区的物资供应,成功地巩固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信誉。国家银行信用的维护,保证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和物资tiáo配能力,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毛泽民可能并不知道松方正义的日元信用保卫战,虽然他们面临的问题相同,但解决的手段却大相径庭。松方正义是用增加金银的办法来缓解纸币的信用危机,而毛泽民则发现了货币的另一个重大规律,金银并非货币的唯一信用支撑,商品同样可以成为支持货币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对货币的需求,其实质乃是通过货币能够实现对各种生活物资的拥有,既然如此,纸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绕过金银储备,直接以物资为本位。

毛泽民的货币物价本位实践,影响着后来共产党人的货币思想。在缺乏贵金属的革命时代和解放区被经济封锁的困境中,建立红sè金融高边疆,必须要在货币本位的实践中,进行重大的金融创新!

红sè政权之所以能在白sè恐怖下长期存在,而且组织了五次反“围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同时还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关键是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两个要害,革命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枪杆子可以保护钱袋子,钱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枪杆子!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作过这样的评论:“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和它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这件事实上,取得它的地位的。”【1】红sè政权对货币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还是从巴黎公社血的教训中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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