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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远离家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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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与母亲及安德烈在罗马的市场

一星期之后,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她最好的朋友康妮·沃尔德的家,母亲每次来洛杉矶都会住在那里。母亲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就认识了康妮,那时候母亲刚刚拍完了《罗马假日》。后来康妮嫁给了杰瑞·沃尔德,一名高产的很有创造力的电影制作人。康妮和母亲是一辈子的朋友,我们经常去康妮家吃饭,就好像一家人,饭后她们总是互相抢着去洗碗。康妮管母亲叫“卢比”,这是当时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楼上楼下》中一个女仆的名字,这个角sè相当专制粗bào。母亲对此辩解说,作为客人,她至少应该有权利去洗碗。她们总是一起做饭,大声取笑对方,也像亲人一样深深地爱着对方,对母亲来说,这里就是除了自己家之外的另一个家。这一次,回家对母亲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死亡yīn影笼罩下的日子里,能喝到朋友亲手为你熬制的jī汤,不仅是身体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心灵上也得到了难得的放松和平静,这里就是一个避风港。接下来母亲开始接受第一次化学治疗,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们都觉得母亲可以顺利地在一周之后接受第二次化疗,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几天之后她的回肠又发生了梗阻,这一次疼痛是如此剧烈,即便她服用了止疼药仍然于事无补。白天我们陪着母亲在游泳池旁小心翼翼地散步,晚上我们则围坐在她的床边,陪她一起看电视,有时候是轻松幽默的肥皂剧,有时候是科学探索频道的纪录片。母亲说她最喜欢这两类电视节目,因为纪录片让她相信自然界确实存在奇迹,而肥皂剧则提醒她不管发生什么,生活总是充满快乐的。化疗之后,医生通知我们,他们希望母亲能够尽快回到医院里去。1992年12月1日,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们准备把母亲送回医院,以便更好地接受治疗。每个人都很忙碌,准备自己能做的,这让我和母亲有时间单独在她的房间里相处一会儿。我帮她穿好衣服,她当时已经非常消瘦,衣服几乎将她完全包裹住了。母亲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眶里充满了眼泪,她非常用力地拥抱我,我能听见她的啜泣。母亲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肖恩,我非常害怕。”我就那么站着,用我全部的力气把她抱在怀里,但是心里却一阵阵的无力。我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会一直陪着她走过这些困难的,而且我还保证,如果事情真的走到了尽头,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她。我并没有绝望,只是想帮助她鼓起勇气。在我记忆中,这是母亲惟一一次在我面前那么真实地表现出她的恐惧。我还小的时候,就经常和母亲讨论生与死的问题。母亲总是很坦然,所以,当她仅仅在内心发生了丝微的变化,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作为一对好朋友和母子,jīng神上的脐带将我们一直联系在一起。有人说,父母和孩子在某一个时刻会发生角sè的互相转换,也就是孩子有时候会充当父母的角sè,我想我的这个时刻到了。我们都知道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母亲和我不愿服输的jīng神让我们勇敢向前看,充满希望,坚信奇迹的发生,就像一对纯真的孩子,心怀美好。我开着那辆1973年出厂的白sè别克敞篷车送她前往医院,而狗仔队在家门口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从我记事开始,狗仔队就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外出吃饭还是周末郊游,不管是母亲接我们放学还是带我们购物,狗仔队都会跟着我们,特别是在罗马。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我坐继父的车去参加一个周末午餐会,继父从一出家门就把车开得像飞一样,我从车后窗看到后面紧追不舍的狗仔队和飞速倒退的景物,心扑通扑通乱跳,疾驰的车速和不速之客让我感觉来到了赛车场。我也不会忘记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托斯卡纳地区一个中古世纪的小镇,参加当地举行的一个芭蕾舞戏剧节。那时候我刚刚结束了我的第一份电影工作,这份工作几乎延续了整整一年,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我只有18岁,我特意蓄起了胡须。狗仔队发现了我们,一晚上都在追拍我们的照片。第二天,照片登上了报纸的版面,下面还配上了说明文字:奥黛丽·赫本和她生命中的最新爱人。当看到这份报纸时,我和母亲都笑了,好在这些狗仔队没看出来我是谁。母亲开玩笑说:“如果把‘最新’两个字去掉的话,他们这次的报道倒也不算错。”这次事件之后,母亲开始担心狗仔队频繁的出现会影响到她和整个家庭的私生活。母亲也知道对付这些记者不能太和善,但是她又觉得这些全都是因为自己最初的选择,责任在于自己。因此你从来看不到母亲粗bào地对待这些新闻记者,反而母亲在他们面前永远保持着礼貌和优雅。自从母亲患病以来,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总是毫无根据地胡说我母亲是多么地垂危,没有康复的可能等等。这些让我们,包括母亲都格外地愤怒,连我们这些她最亲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那些狗仔队是怎么知道的?幸运的是,我们这次成功了。之所以选择开我的车送母亲去医院,是因为我们确定没有人相信奥黛丽·赫本会乘坐如此一辆老迈破旧的老爷车去医院。我们的冒险成功了,母亲躺在车的后座上,狗仔队们只看到了我和我妻子坐在车里,他们目送着我们开上了前往医院的公路,并没有人跟踪我们。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又开始了一次等待。手术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医生就把我们叫进了紧挨着手术室的手术准备室。他告诉我们,癌细胞繁殖得非常快,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手术不能进行,他只能将母亲的刀口缝合。他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母亲没有多少时间了。当这些话从医生的口中说出的时候,我们感觉似乎时间都停止了。罗伯特不由自主地喃喃念叨,“多好的一个人啊。”我能够感觉到内心的抽搐,但是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母亲应该已经从麻醉中醒过来了。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推开了特别病房的门。她看起来很平静,母亲从来不怕死,她只是不想经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们曾经有过约定,必要的时候会选择安乐死,我一直都相信,痛苦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我坐在她的病床边,她看着我,微笑,告诉我刚刚有几个疯狂的妇女来过,她们把母亲摇醒之后问她是否参加了总统大选的投票,那时候克林顿已经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母亲告诉那些女人,她不是美国公民,并没有选举权。后来一个医生讲师带着他的学生也来了,他们吵醒了母亲,一群年轻的未来医生还对母亲的刀口指指点点。医院对于母亲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养病的地方了,甚至连安静都没办法给她。听完母亲的诉说,我感觉我的血yè都涌到了嗓子眼,不过我知道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平静下来之后,我把医生告诉我们的话都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很平静,只是说:“有点让人失望!”我握着她的手,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渺小。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天就是母亲去世的日子。我们一起平静地坐在那间特别病房里,手握着手,谁都没有说话,但心里想着同样一个问题。也许现代医学能够提供最好的帮助就是:及早检查及早诊断。这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完整地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而不是突然得知深爱的人逝去时的震惊和悲痛。所有人的情绪都跌入最低点,接下来的两个月是痛苦的,同时也是幸福的。我们不再等待什么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疑虑或者苦闷。我们所做的就是把相互之间的爱表达出来,每一天都显得那么宝贵,我们全情地付出,也许是知道任何一天可能都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在瑞士的家庭医生经常说:“如果你活得快乐,那么你也会死得安详。”这两点母亲都做到了。我们回到了康妮的家,几星期后,母亲另一位好朋友休伯特·纪梵希送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他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送我们回到了瑞士的家中。母亲一生中都不喜欢炫耀,这种高tiáo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其实母亲完全有能力也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但是她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不管如何,这次飞行让我们很兴奋,因为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母亲出院之后我们一直想回到瑞士的家中过圣诞节,但是如何带着一位重病患者作洲际旅行让我们头疼。当我把休伯特的建议告诉母亲时,她的眼睛里满是喜悦和感激的泪花。她催促我给休伯特打电话,我拨通了电话,把话筒交给母亲,她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法语不停地说着:“休伯特,我太感动了。”挂上电话之后母亲兴奋得就像个孩子,也许是休伯特的话令她难以置信。“他对我说,在他生命中,我意味着全部。”我相信,这种感觉是相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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