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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告别剑桥圣保罗机场上演生死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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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巴西的这一路上风波迭起,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我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深信不疑,满以为回家的旅途应该平安顺利,事事如意,可谁料到:半夜12点半,我一路好梦做到了圣保罗,这一趟飞机是直飞的,既无一路停三次的痛苦,更无“空中大翻飞”的惊险,可当我懒洋洋地抬起手腕看时间时,脑海中顿时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我的下一趟班机1:10起飞、也就是说我只有40分钟的时间拿行李、转航班、换登机卡、过海关。万一行李又“千呼万唤不出来”,万一海关旅客拥挤,万一……一旦误了这班机,接下来的航班都要跟我“byebye”了。一想到这儿我忽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像离了弦的箭一样“嘈”地冲出了机舱。还好这回行李没和我犯难,乖乖地在传送带上等着我认领。拉着大箱子的我满大厅地转悠,寻找大韩航空公司的专柜。三更半夜的国际航班大厅也昏昏欲睡,很多专柜都已大门紧闭,看到蓝sè的korea airline(大韩航空)的标志,我加快步伐跑了过去。一盆冷水当头浇来——它给我吃了个“闭门羹”。“这是什么破航空公司,打算把我给扔了吗?”我恨得咬牙切齿。隐约看到屋里的灯光,我便肆无忌惮地扯开嗓门大喊:“i am a passenger,open the door please!”(我是乘客,快开门),几分钟后,一位睡眼惺松的韩国男士从门里探出了脑袋。我向他挥了挥手中的机票,他做手势让我从后门走,于是我又拖着大行李箱绕过半个大厅从后门进了他的办公室。“专柜11点半就关门了,你怎么才来?”他一边帮助我换登机卡一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所有的行李已经装上飞机了,你的就自己带着吧。…‘什么???”我不可思议地瞪圆了眼睛望着他,用手拍了拍地上那个巨大的行李箱:“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个箱子带到汉城?”“不,”他温文尔雅地微笑着:“是香港。”看我还想争辩什么,他不紧不慢地指了指墙上的钟:“小姐,还有十分钟飞机就要关舱门了,你……”没等他说完,我已背着大包拖着行李箱,“飞”出办公室,以“生死时速”冲到了海关,在巴西学会的唯一的一句葡萄牙语帮了我大忙,我从一群人身边挤过,重复着“谢谢”,挤到了海关大叔面前。他把我的护照前前后后翻了一遍,终于盖上了大印,我连奔带跑跳上飞机,两分钟后机舱的大门“砰”地关上了,惊魂未定的我气喘吁吁——我差点就和它失之交臂了!漂亮的空中小姐礼貌的朝我微微鞠一躬,我当她是对我的长跑速度深表钦佩,她却指了指我的行李箱:“对不起,您的行李应该托运。”我也彬彬有礼地朝她点点头:“对不起我的行李迟到了无法托运。”小姐倒也通情达理,只是行李架实在放不下我那巨大的箱子,放在走道上又挡了别人的路。正好我前面有个空位,小姐便帮我把箱子暂时放了上去。我的箱老兄实在因祸得福——免费捞了个专座。

洛杉矶的机场里,我邂逅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台湾老人。十几天没说中文的我总算逮着了个“过把瘾”的机会,海阔天空地跟他神侃起来。老人说:“对待台湾,大陆应该宽容一点嘛,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孩子愿意回来最好,不愿意就随他去。”我微笑着望着老人:“您一定也是作父亲的,为父的心情应该有体会吧!我离家不过十几天,爸爸妈妈就惦记得很。中国有句老话‘儿行千里母担扰’,孩子不在父母身边,父母总是放心不下的。”老人很快便领悟了我话中的意思,他深思了一会儿,认真地点了点头:“你说得有道理,有机会还是应该回去看看,至少也应多多联系。”临分别时,他掏出纸笔,给我留下了他在台湾的地址和电话:“有机会,到台湾来玩。”“会的,我一定会的。”我紧紧握着手中的纸,充满信心地对他说:“不用多久我一定会去。”

“你有一张中国男人的脸!”

登上由洛杉矶到汉城的飞机,我发现身边多了一位英俊的韩国男士。他热情地用韩语和我打招呼,知道纯属“对牛弹琴”后倒也毫不气馁,从手提包中取出纸笔,用画图画和我交流起来。我们一路谈谈笑笑,他偶尔用不大熟练的英文表达一下图画表达不清的内容。快到汉城时他对我说:“知道吗,你有一张可爱的韩国女人的脸”。谁都知道韩国人和中国人在外貌上没有区别,可我明明就是中国人,对他“如此恭维”自然不能接受,我用相同的口气对他说:“知道吗?你有一张帅气的中国男人的脸。”“我?”他愣住了,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指了指我,“you,clever!”(你很聪明),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了起来,我凑上去一看——是一只可爱的小刺猬。

一掷千金香港夜

在飞机由汉城飞往香港的途中,我便有一种强烈的回家的感觉。半年前去香港算“出境”,而今天去香港便是“回国”了。我要在香港呆一夜,但我并不担心——航空公司会提供住宿的。可就在自个儿家门口我却当了一回“皮球”——“对不起,您的住宿应该由大韩提供。”上海东方航空公司的小姐在电脑啪啪地敲了几下。“这里没有您的名字。“可我在汉城查询过了,他们说应该贵公司负责。”“那他们一定弄错了,您还没上我们的飞机呢。”我无可奈何地拖着大行李寻找大韩的专柜。好家伙,它又给我吃了个“闭门羹”,这回任凭我把嗓子喊破,也没人出来搭理我。我找到机场负责人——一位香港大学毕业的小姐,她告诉我整个飞机场的韩国工作人员都已走光了。我只好故伎重施说胃痛,想在医务室勉强凑合一夜,可这回这招却不灵了,小姐递给我一瓶药丸并告诉我留宿机场是不可能的。“不如你去住机场酒店。”她建议道。孤陋寡闻的我只当那是机场招待所,便乐颠颠地跟着小姐去了。“2300港币!”接待的先生把钥匙递给我。“什么?我只住一夜。”我疑心自己坐飞机坐糊涂了。“没错,您的行李我们已替您送到房间了。”无处可去的我只能从“保险口袋”里翻出老妈给我特备的“救命钱”——那是老爹老妈一个月的工资啊!上楼时我才瞥见酒店的招牌:“香港大富豪机场酒店”。大富豪?几乎身无分文的我此刻又来劲了——好歹这一夜我是“大富豪”。走进挂着名画。富丽堂皇的房间,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享受一下,对得起那2300港币。准备看电视,却发现电视机上安然躺着一个计时器;想打个电话,电话机下压着一张服务卡——线一接通便要按时计费;而这一些费用都不包括在那昂贵的2300港币里。一种狠狠被“宰”了的心疼油然而生。算了,就当为香港经济繁荣做点小小贡献吧。

我只好用阿qjīng神来安慰自己。我在浴室里仔细地查找了一番,总算没看到小卡之类的玩意儿,这才放心地洗了一个热水澡。睡至半夜,忽觉寒冷,房间里又找不着空tiáo开关,于是只好裹着毯子饥寒交迫地度过了“一掷千金”的香港之夜。

公元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分,漂泊了半月,环绕了半个地球的我回到了起点——上海虹桥机场。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就可谓历尽艰难,而当被爸爸妈妈搂进怀里的时候,我却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

不知道是从哪儿响起了歌声:“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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