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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一起。
克留奇科夫也在这架飞机上，他在单独的隔离仓内。
大家相互交谈、议论着这些天莫斯科和全国发生的一切事情，谈论着在克里米亚总统官邸的种种经历以及如何度过来的。谈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人。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讲述了白宫的捍卫者们：两小时教会了人们如何手挽手地连成一道链条；还谈到和他一起飞来营救总统的警卫战士们。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拒绝前往，没有一个人在莫斯科机场留下来，虽然他们知道这次飞行有可能出现悲剧性的结局。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和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讲了他们是如何准备8月20日发表的声明文本的。他们拿出了声明文本，我把它留了下来：我们认为，实行紧急状态、国家政权移交给一部分人，这是违反宪法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身体是健康的。作为安全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肩负的责任要求我们立即将装甲设备撤离街头，尽一切努力防止流血事件发生。同样，我们还要求一定要保障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人身安全，使他能够立刻公开发表讲话。安全委员会委员、苏联外交部部长a.a.别斯梅尔特内赫拒绝在这个声明上签字。
飞机在夜间两点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前来机场迎接的人很多。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团团围住了。伊琳娜、我和孩子们立即坐进了汽车。我浑身直发抖。不能自己。
莫斯科在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德米特里?科马尔、伊里亚?克里切夫斯基告别。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出来为他们送葬。我相信，千百万人们都在分担他们的悲哀与痛苦。
8月26日，星期一
我一再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脑海里闪过一个个以前我不曾注意的细节。
普列汉诺夫离开福罗斯之前（他和我们是8月4日抵达的，两三天后又飞往莫斯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他谈话时问他：克里米亚的情况怎么样？他回答说：一般地说，没什么。但我们稍微加强了一些海上的安全措施，增派了一些蛙人。这真的是出子总统安全之需要，还是为了将总统隔离起来而实现的某种计划？
在这次谈话中，普列汉诺夫坚持要求让梅德韦杰夫去休假，虽然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看来，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客观的理由。
8月13日和14日，阿纳托利发现，前来接替通常在海湾入口处值勤的m6号护卫舰的是另外一种型号的护卫舰。这是一艘大型舰只，以前只能通过望远镜从远处看到。
每天早上，阿纳托利总要和梅德韦杰夫在网球场上见面。8月18日，分手时，阿纳托利问他：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明天还打吗？（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定于19日飞往莫斯科，所以阿纳托利想确定一下。）梅德韦杰夫回答说：这我说不好-…?须知戈尔巴乔夫患有神经根炎。阿纳托利感到有些诧异，于是早饭时他问我：您改变飞莫斯科的日子了？改到20日了？
当8月15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急需进一步的医疗帮助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利耶夫医生两天两夜后才迟迟飞来。这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8月27日，星期二
政变失败了。民主派欢庆胜利，人们大谈团结的力量，谈论自由，谈论社会革新，谈论梦寐以求的改革就要在生活中实现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民族问题、经济问题日益尖锐，社会越来越分裂。不仅政变分子，还有共产党人、克格勃分子、党阀及其同情者都在大行其道。他们为夺取权力，争夺势力范围和财产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国内长期形成的各种关系与传统也都动员起来了。国家正在被毁……
惯于阿谈逢迎的无耻之徒在蠢蠢欲动，他们在寻找新的主子和庇护人
大众媒体上连篇累赎地发表文章，说需要一位好的统治者，一种好的专政。国家总统的立场受到质疑。有人甚至不惜进行公开诽谤和造谣。”□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2）党的命运：谁出卖了谁
接着讲我的故事。8月22日凌晨2时我回到莫斯科。飞机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我们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克谢尼姬乘坐一辆汽车，伊琳娜、阿纳托利、纳斯津卡乘坐另外一辆。这时，几天来积累的紧张情绪还是表现了出来。伊琳娜在福罗斯表现得非常勇敢，可是过后却患了严重的神经疾患。可怜的是我的大外孙女，她已经懂得很多事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病了两年：这都是福罗斯和福罗斯以后国内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后果。
8月23日我去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对记者们说了一句话，后来人们经常引用这句话，而且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当时我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给我的最初的自然的印象。当时我还没有能来得及对所发生的悲剧的方方面面作认真仔细的思考。
因为有许多事情我是不了解的，因此忽然涌来这么多的信息，我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化得了的。工作时间会议没完没了，要批复文件，要作出紧急决定。而晚上下班回家，还要带几个沉重的公文包，直到凌晨时分，一直在批阅各种报告、大使们的急电和各家通讯社的新闻摘要。这样渐渐就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事态画面。
我了解到，回莫斯科后我第一天宣布任命那批人中（包括莫伊谢耶夫和别斯梅尔特内赫），有些人是打算”既为我们服务，也为你们服务”的。不得不对昨天作出的决定重新审查一遍。有人迫不及待地发表议论，说戈尔巴乔夫一时没了主意，坐卧不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实际上不是这样，所出现的失误，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全部事实所致。要知道，有许多事情只是在几个月之后才披露出来，而有些事情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愿”一切秘密都将真相大白”。
我还了解到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都采取了可耻的立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我想立刻指出的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中央书记加林娜?谢苗诺娃、安德烈?吉连科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表明自己是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和诚实正直的人。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实际上它未能经受住考验，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尽管许多中央委员对政变表示了谴责。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放弃了自己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责任，许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退出了中央委员会。
早在9月，报刊上就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文章作者表示怀疑，有时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好像我和政变分子们是”勾结”在一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不愿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字，但是答应他们，一旦事情进展顺利，据说我便”加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列。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是谎言。联盟协议，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的联邦，同样，还有总的改革的构思，深刻的变革，国际政治中新思维，——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已经走上了付诸实现的道路。我自己会对它亲自下手吗？！
受个人利益驱使的政治上的盲目和短视，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了分离主义者和激进派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行动。他们有了瓦解联盟的绝好理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投掷了一块石头，从而引发了整个泥石流。
我不是个报复心强的人，也不主张在肉体上苛待这些大部分已经年纪不轻、身体欠佳的人。故意拖延的诉讼程序因要求赦免而被打断，1994年2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决定停止诉讼。但历史终究会对阴谋家们作出严厉的判决的。退一步说，即使被告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利和集团利益，而是在为祖国着想，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行为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这里不禁让人想起这样一个例子。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件事o，大家公认扼杀了已经开始的改良势头，使俄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了几十年。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必须用革命的、流血的、暴力的方法实现业已成熟了的改造。而八月阴谋的策划者们破坏了用把苏维埃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办法保存联盟的现实可能，而苏共的保存办法——则是通过将其改造成为左派力量政党的道路。
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地谈一谈。一回到莫斯科，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很多，而当务之急自然是干部的人事安排了。那些直接或间接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瓜葛的人是决不能留在负责岗位上了。但是苏共的问题比这要重要得多，它关系着千百万人的命运。
这个问题，我和我的顾问和助手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列文科、库德里亚夫采夫——讨论过，和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见过面。经过反复考虑，苦思冥想，最后才搞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决定来：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不少党的老同志的批评意见。其中有些同志在谴责政变的同时，同意对苏共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在脑子里一再考虑这些问题，但我还是认为我在这里没有犯错误。首先，指责我背叛党，怪我”抛弃了党”，这话缺乏根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赞同。我始终不渝地，最近一个时期甚至于有悻于作为国家总统的身份，在坚守着总书记的岗位。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至于说”解散”苏共，那么我再说一遍，我只是说，在政变后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党组织本身应该自己确定自己的方位。再说，几天后，当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咄咄逼人地要签署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时，我曾经试图阻止他这样做，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引起反共的歇斯底里浪潮，既有失公正，又非常危险。这时忍无可忍的激进派们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乎是嘘声一片；人们称他们为新布尔什维克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有一个人在麦克风上大喊大叫地说，应该把所有的共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当时我说的话现在我也不否认。
”这种意见甚至斯大林那有病的大脑都想不出来，这种不怀好意的呼吁说明你们也太离谱了。你们怎么办？打算把1800万共产党员，加上他们的家属5000万～7000万人都赶出国门？既然你们自称为民主派，那就在实际上讲点民主吧。”
我的这些话媒体只字未提。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这场聚会都拍摄了下来。看过电视转播的人会明白许多的。叶利钦在会上的所作所为全是幸灾乐祸。而且我还觉得，会场上在座的我的一些战友同样在幸灾乐祸；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一句话没说。
会后我和叶利钦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时叶利钦感到自己已经占了大便宜，他想缓和一下气氛，就说，对他们——这些代表们——应该给予理解，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后补充说：
”我对您什么也不用说。您自已去问问媒体，就会知道8月19日和8月20日谁是怎样表现的了，包括那些您特别抱有好感的人。我们是一样的人，实际上是等到了时机。”
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我对俄罗斯当局立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禁止党的活动给千百万无辜的党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顺便说一句，他们大多数都是支持改革活动的。至于有人试图将党的全部历史一笔抹煞，把党的奠基人描绘成作恶多端的坏蛋，不承认苏共在祖国面前有任何功劳可言，——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围绕着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