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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据说是存入国外银行了，帮助外国的党了，等等，——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都是居心不良的炒作；幸好宪法法院经过仔细斟酌，最后决定对这种司空见惯的”捕风捉影”不予调查。
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一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r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所以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一些新的左派的政党正在出现，其中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极为病态的，甚至是很不光彩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给千百万党员——政变分子的整个良心和那些支持过他们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首先是俄罗斯共产党的保守派。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与此同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进行辩解，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歪曲这些或那些关键部分。
我的任务不是要进行揭露——让历史学家们去作最后的判决吧。但是有一个人我不能不说；他是我以前大学的同学，我把他提拔到国家第2号人物的地位，他在这场阴谋中又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卢基扬诺夫。
我已经援引过谢尔巴科夫写的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事情都同卢基扬诺夫商量过。
但是退一步想，就算卢基扬诺夫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阴谋分子们使他误人歧途了——就像他在福罗斯向我辩解的那样。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呢？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之所在呀！要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都会各就各位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赌徒打错了算盘一样：过一个星期——这段时间原则上并不违反规定——一切就会明朗的。如果阴谋得逞——他功不可没；要是阴谋失败——他可以溜之大吉。像人们常说的，他玩的是一身二任，左右逢源。但是他失算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卢基扬诺夫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政变，他不仅没有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划清界限，而且和他们一道出席会议，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出席国家杜马会议；他在继续玩自己的游戏。
1991年8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由尼沙诺夫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各委员会主席和许多代表们，请看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话：”我们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原本从个人的角度就应该作出强烈得多的反应，可能的话，比如说，不是在21日，而是20日就应该直接诉诸于人民。何况这样的决议业已准备好了。这里错误也许首先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过，上帝明鉴，当时事情是如此繁多，3天内完成，能够睡上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诚然，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意见，指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政变分子们（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的帮凶，是政变的思想鼓动者。我现在可以果断地声明，这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还有。”这种冒险行动本身就是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用完全非法手段所制造的一起阴谋……我一定要证明政变行为的非法性。”这是卢基扬诺夫在跟即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谈话时说的话，后来写进了8月20日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中：”1991年8月20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就所谓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实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该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是违反宪法的。”
由此可见，当时卢基扬诺夫承认发生了政变，只是坚决否认他在这中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如今，如果相信他的话，政变则成了一次爱国行动，几乎是第二次十月革命了。这里再援引一段谢尔巴科夫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是颇为适宜的：
”8月21日”的事件
当着b.m.韦利奇科同志的面（3时～13时20分）我和卢基扬诺夫取得了联系，我请他亲自证实一下俄罗斯电台广播的消息和叶利钦广播讲话中所说的卢基扬诺夫承认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行为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和没有法律根据的这话的可信性。
卢基扬诺夫同志说，他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我问他：如果苏联宪法委员会主席团接受我所准备的（而且事先同韦利奇科同志讨论过的）声明——我向他讲了这个声明的基本要点，那么他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卢基扬诺夫同志原则上支持这个声明，但是他指出，根据法律，我们没有权利不服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决定，特别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因此他建议在什么地方表明一下这种立场，意思是说，苏联宪法委员会服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副总统亚纳耶夫（而不是苏联总统执行机构的）决定。然后他透露说，就在最近几个小时内，他和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将飞往克里米亚，与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会谈。”
我所掌握的一切，我所知道的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情况，使我能够肯定地认为，如果这次冒险行为一开始，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就召开会议，那么，毫无疑问，它会采取维护宪法制度的立场的，会坚决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行为的。的确，是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召开议会的明确立法程序。所以卢基扬诺夫利用了这一点：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文行事，指定会议”只能在一个星期后”召开。
重要得多的是从所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1991年的八月事件暴露出了我们民主体制的”阿喀琉斯的脚踵”——我们代表机构的弱点。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卢基扬诺夫在玩弄自己的把戏，迟迟不开最高苏维埃会议。c.c.阿列克谢耶夫被吓住了——因此宪法监督委员会唠唠叨叨，不知所云，其实这时已经完全没有危险了。
换句话说，在我国所有的基本民主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各位相关的领导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素质。要知道，马克思的话还是对的，他说，不是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专横。
一年半之后——类似的情况，结果却是不同的。1993年3月20日，俄罗斯总统发表声明，声明内容只能被看作是有人蓄意在利用这次国家政变。我们把动机和道理先放在一边。事实上是在公开声明要剥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把总统对各权力机构的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这一次民主机构并不是无所作为。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接着又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法院谴责了最后未曾公布的总统命令。许多政党都表示了抗议，只可惜大众媒体的动作不多。总统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但我当时自己问自己：能不能够把这看做是我们民主机制成熟的表现，或者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这次从专制独裁那里拯救出了什么——是法律还是个人？我不急于回答。1993年的十月事件表明，1991年8月和1993年3月事件的必要教训已经汲取了，而这一点，归根结底，导致了1993年10月3～4日对议会的开火和流血事件的发生。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公民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找到了带有强烈感晴色彩的方法让俄罗斯政府当局明白，他们既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方针，也不接受他们实施这一方针的办法。这个教训有没有用处？我还是不急于回答。□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努力重新启动改革进程
为消除政变后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意义虽然重大，但那些日子里我最关心的却是如何重新启动改革进程。老实说，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得到根本解决我是信心不足的，时常产生怀疑。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从9月到10月，实际上所有的共和国都宣布了独立。分离主义者们春风得意，感到他们的时候到了。再加上俄罗斯总统心气太盛：苏联总统已经恢复活动，可是叶利钦仍按二连三地发布具有全联盟意义的命令。这就更加激起各共和国尽快脱离联盟中央的步子。
但是毕竟不能就此认输。我身后有3月17日公投的结果。整个千百年的历史都在诉说着要保持国家的完整。迫切的经济需求、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都在庄严地提出这一选择。
老实说，10月初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居民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特别令我感到鼓舞。它们说明，半年来，人们支持联盟的热情整体上并没有低落。比如，如果说3月17日3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哈萨克基坦）支持联盟的占参加公投人数的73％的话，那么1991年秋天还是在这3个共和国几个大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支持联盟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5％。在莫斯科，支持联盟的人数半年时间增长了50-81％；这说明3月17日部分莫斯科人与其说是在反对联盟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受了当时民主派”反中央”宣传的影响。而且，很明显，联盟解体的现实威胁，引起首都具有”亲联盟情结”者的强烈反应，其实这种反应对于俄罗斯大多数政权机构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基辅，尽管民意调查的结果给人的印象不深，但也有50％以上的人是支持联盟的。在阿拉木图，1991年3月的公民投票中有94％”支持”联盟，而根据10月份公投的资料，有86％的支持率。
总之，毫无疑问，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问题解决的关键掌握在各民族的精英人物和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而这里的问题就复杂了。
纳扎尔巴耶夫维护联盟的态度最坚决，前后一贯。我和他就这个话题经常谈论，而且谈话的时间很久。应该说，支持他的立场的是这样一些客观因素：哈萨克斯坦的居民的构成；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俄罗斯经济不仅有很高的，而且有独一无二的一体化水平。不过问题还要看努尔苏尔坦?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个人素质，而主要是要看他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素质；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俄罗斯民族文化和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感觉得出，对于他来说，这不是怎样估价的问题，它是一种源于信念的原则问题。我早已注意观察纳扎尔巴耶夫这个人了，我很欣赏他的务实肯干的精神，可惜因为阴差阳错，我未能推荐他担任苏联副总统或者总理。
实际上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卡里莫夫、阿卡耶夫、尼亚佐夫和当时代表塔吉克的伊斯坎达罗夫——也持有这样的立场。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他们每个人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但我应当说，在决定联盟命运的那个历史关键时刻，这些民族活动家们表现出了对这样一条真理的清楚的理解，即联盟的毁灭将给他们各个民族带来巨大的损害。我完全不是说他们每次都无条件地支持联盟机构所提出的建议。他们所有的人都竭力要摆脱难以忍受的超高度的集中主义，而且取得了很大的独立自主性，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健康的理智，没有把独立自主变成崇拜的偶像，变成目的本身。
”提心吊胆”的日子一过，我便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政变的后果，开始和各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8月23日，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阿卡耶夫和穆塔利博夫通了话——他们当时都不能来莫斯科。后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来到了新奥加廖沃，这才好像又重新清点一遍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而且大家达成共识，认为必须从恢复权力和有效管理机制做起。
政变过去后，政权机制松散疲塌，任何适时、良好的决定都不可能贯彻到生活中去。各共和国政府在”要求”主权的同时，常常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中央各部的指示。中央人事变动频繁，这实际上是由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不和造成的。首都被这种内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