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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之一　莫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您做过调查吗？您是不是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您是不是只凭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就把《金瓶梅》这种第一等的盖世奇书打入“淫书”这个十八层地狱了呢？只要你用正确的方法来看它，它的社会价值绝对超过《红楼梦》，是该为它解禁的时候了，是该为它正名的时候了，是该为它申诉冤情的时候了，是该让它在光天化日之下谋取一席之地的时候了，是该抛弃虚伪和偏见，是该堂而皇之品评它研读它的时候了。我在此大声疾呼：《金瓶梅》为世情小说之冠，无与伦比，几个诺贝尔文学奖相加都未必比得了它的雄风伟力。我尽量用一种客观、全面的人性批判观点来为大家展现这个独一无二的“金瓶梅世界”。

孔夫子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种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所以在这个道德治国的国度里，一本有些se情描写的古典巨著成了背人耳目的艳情小说。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辨明《金瓶梅》实际的文学和社会价值，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叙述的开展。在此之前，就一定要把它属不属于淫书这个命题提出来，加以辩证分析。

《金瓶梅》是淫书吗？这是一个不易回答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金瓶梅》卷首开宗明义：“读此书，生慈悲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也。”想要做哪一种人，请君自便。笔者没有这种深邃的笔法，但是以前曾经形象地说过：“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通读，这就是一部伟大的、前不见古人的、也难有后来居上者的现实主义古典名著。假如您跳着读，像苍蝇嗜血一样只盯着床第之间的那点事儿，那就如同焚琴煮鹤，大煞风景，硬生生地把一部名著看成了淫书。”原作者兰陵笑笑生若泉下有知，当会是痛心疾首、欲哭无泪的。想要怎样看，请君自便。毛主席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就是说，没有前者惊世骇俗的先驱作用，很难有《红楼梦》的后来居上和出类拔萃。从社会学和文学继承的角度来看它，会得到更大的普世价值。我会试着把二者进行比较来读，以此来印证二者的血脉相连。是想停留于表面文章，还是想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同样，请君自便。

笔者看的第一个版本是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洁本”，虽然删减了近两万字，但全书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笔触依然入木三分，这说明作者不是以宣扬se情为主要目的，而删减的部分只占全书1—2％，况且除了有个别地方存在庸俗的描写之外，好多的性关系描写是在推动情节发展和表现深刻人性的，因为这种描写背后透射出赤裸裸的人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和经济社会及私有制经济固有的丑恶，不是单纯的为描写而描写。如果要是看不出这些差别来，那么这本书还是不要读得好。要说纯粹宣扬se情文化的小说是存在，比如《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杏花天》、《灯草和尚》、《肉蒲团》等，确实好些描写不堪入目，比如说《肉蒲团》中床第描写占了五分之四左右，除了能看出“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的因果报应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能把它还能上升到怎样的理论高度。而《金瓶梅》虽然带点se情描写，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与其他书籍相比，实有天渊之别。

而且，一般能够让人失去原则的因素有两条：名与利——我们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姑且把《金瓶梅》加入一点性描写是有其卑鄙目的的话——这两种东西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威力无穷。那么作者创作它首先不是为了名，因为当时创作这些稗官野史、市井小说是不入流的，难登大雅之堂，尤其是包含有一定“猥亵”的内容，很难得到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和尊重，只有学术著作才是真正的“立言”，而且作者把自己的实际身份掩藏得密不透风，以至于后人只知一个“兰陵笑笑生”的笔名，把研究他的真名实姓成为一个非常热点的学术问题了，我想追求名声的人不会如此神龙见首不见尾吧？汲汲于名利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表演自己的机会，哪能讲什么清静无为呢？当然那些沽名钓誉的所谓隐士除外，“隐居”只是出山的手段。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不是为了出名。

那他是不是为了利益呢？确实，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可以丧尽天良，别说加入一点性描写了。我们要知道，当时没有出版市场，更没有版税一说，作者根本不会为了市场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来故弄玄虚。当然，有人说了，也不能排除作者是为了某个人创作，有这种可能。当时有种解释甚嚣尘上，认为此书是明末大学士王世贞所作，因为他的父亲王杼之死，间接上有严嵩一党的隔岸观火和落井下石，于是王世贞为了报仇，深知严嵩之子严世蕃喜读小说，这才创作此书，并把毒药浸染书角，以至于严世蕃在蘸唾液翻书时，沾染毒药而死，但实际情况则是，严世蕃是被就地正法的，关于这个情况，吴晗先生在其《的创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有详尽叙述，驳斥了这种为了报仇为了某人，才创作此书的虚妄。

所以说，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如果说，目的如此简单，只是为了钱，只是为了的迎合某个人的龌龊心理，作者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洋洋洒洒写了百万字之多，以他笔力之雄健、知识之渊博，轻而易举地就可写些类似于《肉蒲团》的作品，然后在大量的床第描写之后，冠以因果轮回来掩人耳目即可。这样就又有一个问题，既然它不是为了某个人来创作的，而它的结构系统又是如此的庞大，那它能不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那样，先是在民间流传，然后经过作家的天才性创作，才成为伟大的作品的。一派拥护这个观点，一派反对，认为是个人创作，我也是一个反对派。笔者曾经操作《史记》的个性化普及版《史记之魂》，定稿时90万字，实际的创作字数远过于百万字，虽然这里包含了大量的文字垃圾，但想创作完成也绝非易事。操作大作品，就好像是建筑一座无形大厦一样，从原材料选择、夯实地基、构思蓝图、实际施工到后期装修等个个环节，细节成千上万，只有实际创造者才会心领神会，才会事无巨细俱在胸臆，如果没有事先的胸有成竹，很难有最终的精益求精，不是你不想精，而是你根本想不到一些盘根错节、前后勾连的细节。按照《金瓶梅》的千针万线、缜密思维来说，众人创作的可能性很小，你说借鉴一下当时主流文化和文人作品，这是很正常的，不足为奇。所以这还应是个人的创作。对这个问题，正文当中还有详述。

那么，这个人不是为了名和利，是不是纯粹吃饱了撑的呢？完全为了游戏笔墨？朋友，您可知道真正文学创作之艰辛，当真是搜肠刮肚、殚精竭虑，为了一点问题，能弄得花容失色、小便失禁。写一点速朽文字，玩弄风花雪月，当真是容易至极，可是如何经受起无情岁月的大浪淘沙。后人考证，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一个明朝末年的大名士，这应该是正确的，不是大文豪写不出来此等锦绣文章，其胸中丘壑该是岗峦起伏、延绵千里，说不尽的青山隐隐、绿水悠悠。让我为之目眩神惊，让我为之击节赞赏。

一般来说，名士著书有两种可能：一是肥马轻裘、玩弄笔墨，二是穷困潦倒、发愤著书。可是又有一个问题产生，本书的作者究竟该属于那种人呢？大家知道，有“名”的人未必有真才实学，要看对这个“名士”的“名”如何定义。乾隆也算个“名”士吧，酒足饭饱、百无聊赖之余，曾经创作几万首诗词，可是有哪一首能够做到妇孺皆知、掷地有声呢？最后只成了一个附庸风雅的烂人，徒留笑柄而已。创作《恨赋》、《别赋》两篇千古绝唱的江淹先生也是“名”士吧，可尊享富贵之后，就急急忙忙地创作了一个成语“江郎才尽”，退出了历史舞台。乾隆是一个代表，代表了依靠现实权力攀附文学之树的无赖藤条。江淹是一个代表，代表了只能“贫贱不能移”却很难“富贵不能淫”，受到名缰利锁的所谓名人。这样的人固然不会为了钱搞这样的创作，但是也基本丧失了力透千古的遒劲之气。这样的人根本创作不了此等作品。

那似乎就是后者，一个穷困交加的人容易受到干扰和收买，但细思之下，这也基本不可能。大家知道，能与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蒲松龄这几大小说高手共同华山论剑、比翼齐飞的还能有几人？作者肯定是大学问家，他未必是道德楷模、圣人门徒，但肯定是有一定气节的，大家能相信一个毫无原则、随风就倒的软骨头会做出这样傲视今古的大事业吗？司马迁受尽屈辱、生不如死，一旦确立目标，百折不屈；蒲松龄科举梦断、生活落魄，虽然天加横逆，矢志不悔；曹雪芹先甜后苦、痛定思痛，尽管世路多艰，勇敢面对。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就是：著书立说。这些硬骨头是不会轻易为五斗米折腰的，我们千万别用太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以此作为参照标准，《金瓶梅》的作者肯定也是一个具有相似精神境界的大名士吧。有人认为这里有点猥亵描写，就骂作者祸延子孙，这在那个圣人门生统治的时代里，有情可原，如果此人是个表里如一的真君子，他无法忍受变态的正统思想受到一点点质疑和挑战，我们即使不赞成他的少见多怪，但是也要为他的道德清高大声喝彩。如果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道貌岸然，回到暗室之中，像我说的那样，跳着读《金瓶梅》某些章节，那么他就是假道学、伪君子、真小人了，这样更是为人不齿。

其实，《金瓶梅》作者是一个高超的画师，与吴道子、顾恺之等大师级人物在伯仲之间，只是后者用画卷，而前者用文字。作者用忠实于客观的白描手法，为我们鲜活地勾画了晚明社会的众生图，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龌龊、残忍的世界，但是它真实。我之前为什么迟迟没有系统地读《明史》，就是因为我认为我已经读到了动态而真实的《明史》，同样道理，我迟迟没读《清史稿》，是因为我认为深刻研究《红楼梦》后可以暂缓。这样说肯定是以偏概全，但绝非无稽之谈。即使是瞎子摸象，也得到了一知半解，因为最起码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横切面，生活百态尽收眼底、一览无余。作者知道明朝社会已经腐烂透顶，圣人文章早已成为冠冕堂皇的口号，读书人，包括那个老天的儿子，都能出口成章，可是在实际当中已经没有人遵守道德准则了。他找不到解决的办法，那就只好实事求是地描写，他确实是悲观的，这部书给人一种极度的压抑感，让人感受“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冷酷。

《金瓶梅》作者是采取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写法，所以他在描写成｜人世界时，也非常冷静和客观，但不管如何，它毕竟含有两万字左右的限制级别内容，在笔者创作《金瓶梅人物画廊》时，全部删除，只是就其主体故事进行描述和评价。

前言之二　莫要掩耳盗铃讳疾忌医

男一号西门庆是一个集中地主、奸商、贪官、恶霸所有黑暗势力的代表，是酒、色、财、气在人身上反映的结合体。基本上代表了社会和男人的一切黑暗面。女一号潘金莲是一个集中淫妇、妒妇、悍妇于一身的典型，是集中了女人自私、狭隘、恶毒、阴险、好淫和奸懒馋滑等等所有缺点和阴暗面的人物。这两个人基本是社会上的一面最典型的照妖镜。然后由这两个演员搭台，其他演员全力配合，形成了“社会百丑图”。这是封建社会的群丑图，只不过它是以中国封建社会作为背景，所以就具有了中国特色，这不光是中国人的写照，更是私有制社会赤裸裸的人生肖像。等您看完全书，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

《金瓶梅》与《红楼梦》是近亲，我会在随后的文章中提供充足的证据的。二者都是以一个典型环境为主要背景，一个是西门庆庄园，一个是大观园。大观园是冰清玉洁的女儿王国，是不染尘埃的桃花源，是理想主义的天堂，它与外面的宁国府、荣国府以及主流社会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西门庆庄园中的世界是则是整个社会环境的缩影，是整个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是研究明朝历史最鲜活的资料。兰陵笑笑生出手果决，力图撕碎道德假象还原社会真相，让一切社会渣滓、跳梁小丑无所遁形。而曹雪芹心怀慈悲，使残酷的现实蒙上一层诗意的面纱而已。

而且，我在看完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足本《金瓶梅词话》之后，对其中的猥亵描写有了另外的认识。有的描写，毋庸置疑，涉嫌画蛇添足，但更多的描写确是不可或缺，因为它在有力地推动情节的发展。其中描写多的地方主要有三处：一在潘金莲处，一在王六儿处，一在西门庆临死纵欲处。这三处能推动情节的发展吗？能。我先做个简要的说明。潘金莲没有老大吴月娘的正统地位，没有老二李娇儿的忍气吞声，没有老三孟玉楼的心机深沉，没有老六李瓶儿的富贵温柔，更没有才女佳人的蕙质兰心和钟灵毓秀，她出身卑微可又争强好胜，她心胸狭窄又任性使气，她想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于是她只好动用最原始的武器来战斗，因为她就只有靠屈辱自己来投其所好，才能争取利益和宠爱，这也是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的悲剧所在。我研究点历史，在皇室后宫中的女人要想出人头地，只有一条途径，就是争取偌大的皇宫中唯一的男人的注意和宠幸，其争宠夺爱，不过如此，史籍所无，由此补出。王六儿是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的老婆，这两口子无耻至极、沆瀣一气，其形象可谓古今少有、天下无双，虽然描写有些极端，但是这种人绝对是存在的。她为了金钱和利益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灵魂按斤按两、锱铢必较地出卖了，所以说这时的描写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简单一笔带过，大家不会产生栩栩如生的感觉，因为只有描写出来，才能让人直观地看到卑鄙的人是如何把灵魂当作商品来交易的。至于说，写到西门庆临死前的所作所为，不用说，印证了“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这句话。作者就是要让他死在女人身上，而且临死前要让他受尽苦楚，这不是简单的因果报应，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更是作者最恶毒的诅咒。

由于两千年的封建思想压制和禁锢，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和辩证思维极度退化，这是封建专制对中国人思想毒害的反映，也因此形成了国人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就是说，要是封建权威说好，那就众口一词都来追捧，要说坏，那绝对是众口烁金积毁销骨，由此国民性的一种体现是随声附和、崇拜权威、毫无主见，不敢坚持真理。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攻一点不及其余，非黑即白、泾渭分明，根本不承认黑与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要知道，那个灰色地带是真正的人生和社会，需要我们进行辩证分析。别人都说好，我们就要问“都好吗，一点坏处也没有吗”，别人都说坏，我们也要问“都坏吗，一点好处也没有吗”。还要有更深一点的思考：说好或说坏的人做过调查研究吗？他凭什么这样肯定？他没犯主观主义错误吗？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是不是作为某个集团的代言人来混淆视听？凡此种种，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后，应该有至少几十种反问。真正理智和成熟的思维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

毫无疑问，《金瓶梅》是限制级别书籍，没有独立意识和明辨是非能力的人不应该看，他也看不下来。但是对于生理和心理成熟的人来说，就没必要将它视为洪水猛兽，完全用道德标准评判人是错误的，有几个表里如一的道德超人，首先笔者就不是。在《金瓶梅》中包含有大量的辩证思维，需要我们进行缜密细致而不是浮皮潦草的分析和判断。批判错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真理。

事情发生后找一个替罪羊，这是中国人典型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传统的思维中，《水浒传》被视为“诲盗”的圣经，《金瓶梅》被视为“诲淫”的典型。“诲者”，教诲也，教导也。当发现光靠圣人牌位这一味纯而又纯的万用神丹对自己人都不管用时，有些人只好投出恶毒之剑，找出若干的替罪羊来转移人的斗争视线。我们要知道，不是逼上梁山，哪有水浒聚义？没有《金瓶梅》之前，就没有骄奢淫逸了吗？在《金瓶梅》产生的两千年前，孔夫子就发出“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感叹，他老人家也解决不了这个本性问题，只好说“食、色，性也”。

而且，书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如果人手一部《论语》，大家都学会修身正意，温良恭俭，那这个世界将多么美好。那样的话，国家机器都是多余的了。可是这根本不可能。《金瓶梅》成了之祖，成了道学家矢石交攻的对象，实在是太冤枉了。不总是怕人学坏吗？人怎么就不学好的呢？难道就没有好的典型值得人学习吗？司马光敢说自己一生之行事都可对人言，多么正大光明，为什么不学习他？不是书错了，而是读书的人错了，一切恶行都是源于内心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丑恶。怎能把脏盆子都扣在别人身上呢？《厚黑学》我是看过的，也是严重被人误解的书籍，李宗吾不是教人学习厚黑，而是为了以几个历史人物为案例来揭露“厚脸皮”与“黑心肝”，是想要让人认清厚黑，这样才会清醒。大到国家政治，不要被人玩弄民意，小到为人处事，不要被人欺骗毒害。这也都是好意，可是事情就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没几个人理会他的深意，只是对其表面意义甘之如饴，让他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于是乎，他被请上了神坛，牌位上大书“厚黑教主”四个字，其著作被群魔乱舞的宵小奉为圭臬，当真是一个人生悲剧。

《金瓶梅》也未必不是这样的悲剧，毛主席把它定义为谴责小说，认为此书没有流传开来的原因，除了涉及一些猥亵内容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暴露黑暗。我刚看完的时候，一度感觉很压抑，我不断地劝解自己，也试图欺骗自己，这些都是小说，都是假的，而且是几百年前明朝社会的事，不可能是真的。但是最后，我还是要理性承认，当时那个社会基本就是这样的。金瓶梅世界没有风度翩翩，没有铮铮铁骨，没有豪气干云，也没有正大光明，没有一丁点的光明，哪怕有一丝曙光也好呀，没有，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黑暗。作者太残忍，可是描写的又是客观的真实。宋朝大画家张择端绘制了一幅《清明上河图》，是用画笔为人描绘了宋朝京城汴梁的市井风貌，画功震古烁今，可是我们还是看不到真实的社会。而兰陵笑笑生也绘制了一幅展现市井风貌的《清明上河图》——但是他改了一个名字，改成了《金瓶梅》——一幅动态、立体、真实的宋朝或明朝世界。这里有作者的主观性，不管是明朝还是宋朝社会，都有无数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可是我们不要让作者全知全能，面面俱到，他毕竟是要写谴责小说，如果都写光明面，那不是主旋律小说了吗？他主要写的是辩证的另一面，要承认他的价值。历史的原因，形成了当时的社会状态，如果不承认，不是和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者没有区别了吗？

只有承认，才能正视，只有正视，才能冷静，只有冷静，才能分析，只有分析，才能找到病源，只有找到病源，才能开出药方，只有这个药方，才是对症下药，如果我们讳疾忌医，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只会让事态更加恶化。因为从古到今的圣人太少，也很少有完美无缺的人物，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病人，我们努力完善，这种追求完善，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就是人类的奋斗史，就是人类不懈的追求。我们做不到完美，但是我们有权追求完美。

前言之三　莫要庸人自扰杞人忧天

这篇前言还有一个副标题，叫：西门庆根本不可能是模仿对象。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题目单独列出来？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用哲学话说，这个问题是主要矛盾之一。我常听人说，如果男人要都像西门庆那样做事，这个社会就完了。如果社会要是有这种错误认识，那才会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经过冷静的分析之后，我认为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有利于后文的开展，我也认为这个担心是庸人自扰、不足为虑。理由如下：

想要成为西门庆首先要有钱，而且还要是巨富。在第七十九回时，西门庆纵欲身亡，他在临死前不忘交待后事，首先就是对财产的念念不忘，他交待的财产大概如下：缎子铺五万两（这里有别人的小股份）、绒线铺六千五百两、绸绒铺是五千两、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