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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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在《金瓶梅》世界中，黑云压城城欲摧，暗无天日，这是它被称为一部“哀书”的原因。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过，佩服作者的冷静，冷静得残酷无情，他冷眼旁观这个无情的世界、冰冷的人心。

冷静得吓人。

这种创作思维贯穿全书，就在第六回当中，对一个小人物的处理，也完全展现了他的冷酷无情。

这个人就是仵作何九。

这个小人物在两部书中的形象天差地别，标题也完全不同，在《水浒传》中叫“偷骨殖何九送丧”，在《金瓶梅》中叫“何九受贿瞒天”。

在《水浒传》中，何九一看到武大的尸首，就断定其死于中毒，但是之前西门庆特地拿了十两银子要堵他的口，最主要的是西门庆是一个结交官府的恶霸，他得罪不起，他无法当众表态，就急中生智假装“中了恶”（中医术语，俗称中邪。一般指受到外感，冒犯不正之气所引起。其症状一般为错言妄语、昏迷不醒等）跌倒在地，就这样他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中，他的老婆也被瞒过了，一直哭哭啼啼。直到众人走后，他才和老婆道出实情，主要是说，双方都得罪不起，一方是无恶不作的恶霸，一方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打虎英雄。他的老婆和他的判断一样，认为这是西门庆下的毒手，劝他静观时变。她分析了三种情况：一、如果停丧在家，等武松回来再出殡，那这事和他就没有一点干系。二、把武大土葬了，这对他也无妨碍。三、最要命的就是火葬，潘金莲要是如此处理，他无论如何难逃干系。她劝他让火家（在这里是指以处理尸体为职业的工作人员）出面料理，然后打听好出殡时间，等到那天，趁人不备留下两块骨头，和这十两银子收好，留下见证，即使武松回来他也好有话说。何九听完后，还夸了她一句道：“家有贤妻，见得极明。”然后一切按照第三种估计行事，最后他成了武松投诉西门庆的证人之一。这里的何九虽然有对现实的权衡，但这是正常的人性，无可厚非。虽然他没有“高、大、全”式的正义感，但是他有基本的良知，最少是冷静。

但是在《金瓶梅》中，同样的何九，人物形象大异。他在收到西门庆的十两银子后，第一反应依然认为这个银子给得蹊跷，肯定是有重大的黑幕，自己应该留下来以便日后武松询问时，作为见证。可是在这里他又有转念一想：有了这些钱，且先受用一番，到时遇到什么事再做理会。在“金瓶梅世界”中，没有像在“水浒传世界”中充满了对正义英雄的崇拜和畏惧，即便是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时代，但是因为两位作者的世界观不同，描绘出来的社会是不尽相同的。在《水浒传》中，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作者认为天下是让贪官污吏给搞糟的。而在《金瓶梅》中，兰陵笑笑生不是用一百单八将，而是用笔杆子“既反贪官又反皇帝”，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中，扰乱天下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封建制度和最为核心的权力，在这个世界中，金钱是万能的，无孔不入，无所不能。

何九作为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下层官吏，又怎么可能逆潮流而动，要求他廉洁奉公呢？在这里他没有假装晕倒寻求明哲保身之计，也没有给他出谋划策的贤妻，在这里，他用不着这些麻烦事，只要按照社会潜规则来办就可以了。他到达现场之后，同样一眼就看出武大是中毒而死，但是他非常冷静。当火家看到“武大脸色发紫，指甲发青，双眼突出，口中出血”的情况，提出质疑的时候，何九说：“休要胡说！如今天气这样热，尸体怎么能没有一些变化？”处理完毕就离开了。

《金瓶梅》作者如此处理何九的形象，是有渲染创作主题的作用，这样的处理才能最大限度地渲染人性阴暗面。相对于“金瓶梅世界”的整体风格而然，如此调整是必要的，是与整体大环境和谐统一的。在后文中，你们还会看到，西门庆金钱所向，无坚不摧，达官显贵俯首称臣，贩夫走卒顶礼膜拜。我想一个小小的何九，面对糖衣炮弹的袭击，绝对应该是举手投降，应该没有第二种选择。这样来处理何九这个人物，也有一点不好，就是使《金瓶梅》主题色彩更加深沉。

后来这个何九还会再次出现，那是为了给自己的兄弟脱罪。这样处理更加合理，因为他对西门庆是有人情的，这种关系如何不用？可是此时的西门庆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见了何九这样的小人物都要紧说“老九请上坐”的小瘪三了，而是不可一世、大红大紫的财主兼官僚了，所结交之人都是缙绅冠冕，像何九这种小人物已经见不到他了，只有通过潘金莲的关系才把这件事摆平。

就这样，草草地火葬了武大。西门庆和潘金莲开始由地下转为地上，直接在武大家里纵情享乐。可是为了掩人耳目，西门庆总要先到王婆茶座里应个景儿，然后带着小厮从后门进入潘家，如今没有了武大的碍眼，两人不再满足于鸡鸣狗盗之欢，而是停眠整宿，柔情蜜意，常常三五夜不回家，把家中大小冷落得七颠八倒，正所谓“贪欢不管生和死，溺爱谁将身体修”。两个人纠缠了两个多月。

一天端午节将近，万物复苏。只见：绿杨袅袅垂丝碧，海榴点点胭脂赤。微微风动幔，飒飒凉侵扇。处处过端阳，家家共举觞。西门庆又来到茶坊里，王婆心知肚明，但是告诉他现在潘金莲的母亲潘妈妈恐怕没走，于是她就又充当开路先锋，前往潘家探听虚实。在刚刚见面的时候，几个女人说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潘金莲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口才，嘲弄王婆子，话题主要是生养和婚姻之类的八卦问题。潘妈妈就着话题，让王婆不要怪罪潘金莲，说她从小就是个快嘴，并且让王婆留心再帮金莲找一家。这个老太太活这一辈子，主要的工作就是卖女儿玩儿。她可不知道，这次她女儿可是主动出击，早就把女婿给她找好了。潘金莲这次要自己联系主顾，以她的经验来看，依靠中间人总是不可靠的。潘金莲留王婆喝了几杯酒，可她不敢多喝，怕西门庆等着着急，就使眼色。潘金莲知道这是西门庆来了，就赶忙把她娘弄走了，重新整顿酒席迎接情郎。

西门庆从后门进来，妇人把他接入房中坐下。你想，这时他们俩正是淫情似火的时候，潘金莲差不点儿被这场欲火烧得骨架全无，哪有心思给武大守孝。武大的灵牌被丢在一边，只用一张白纸蒙着，连基本的祭品也不给摆放，她是很坦然的，一点自责和罪恶感也没有。整天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只等西门庆来。这次只有两天不来，她一见面就埋怨他是个“负心的贼”，问他如何把她抛闪在一边，也不理睬，是不是又有相好的了。西门庆赶忙解释他是去了岳王庙，但是他买了首饰衣服，也算赔罪。潘金莲这才满心欢喜，由阴转晴。西门庆把小厮玳安儿叫了过来，在包中取出一件件地展示给她看，妇人拜谢收了，又命迎儿给西门庆端茶来喝，因为迎儿被她打怕了，所以什么事也不瞒她。妇人告诉西门庆，刚才款待她妈时，她留了一些规整的菜肴，预备他来。西门庆则说，他来之前让王婆去重新买过了，最后两人决定边吃边等。于是二人“脸儿相贴，腿儿相压，并肩一处饮酒”。

这个王婆提着个篮子，到街上打酒买肉。刚开始还是红日当空，忽然彤云密布，接着大雨倾盆，把买完酒菜的王婆堵个正着儿，虽然在屋檐下避了一会儿雨，可还是被淋得湿透，看看雨小些儿，她赶忙朝家里赶。等她把酒肉放到厨下，进屋一看，两个人正在饮酒，她就笑嘻嘻地说：“你们两个好自在！看把我浇得像个落汤鸡，到明天要叫大官人赔我衣服。”西门庆道：“看看这个老婆子，就是会耍赖。”双方嘲戏了一会儿，王婆就到厨房安排酒菜，重新整治，端了上来，两人重斟美酒，双腿交叠，喝着交杯酒。在饮酒中间，西门庆看到墙上挂着琵琶，就让妇人给他弹个曲子。妇人笑道：“我自幼粗浅地学过几句，弹得不好，休要笑话。”于是她就弹着琵琶，浅声低唱了一段。把个西门庆喜欢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一把搂过妇人，就亲个嘴儿，称赞道：“谁知道姐姐这么聪明，就是我妓院中那些相好的也比不得你。”妇人笑道：“蒙您抬举，我今天对您百依百顺，日后可别忘了我。”西门庆确实是“抬举”她，把她比作了，真够抬举她了，说到底这个潘金莲也是傻鸟，还是听不出来弦外之音。确实，日后她嫁给西门庆之后，也基本是被定位为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当然，这两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潘金莲始终是把西门庆定位为不用次次花钱的嫖客。善哉！两人吃喝完毕，就该进入主题了，王婆给他们看门，让两个人在房中颠鸾倒凤。“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这句是书中原话，由此可见战况之激烈和复杂。但这是她的私生活，倒无所谓，只不过她是在害死武大之后，让人看着就很恶心很猖狂。

人人有权利追求自由和快乐，但前提是不要伤害别人，不要把自由和快乐凌驾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当日，西门庆盘桓至晚，起身想要回家，留下几两碎银子给妇人做零花。妇人再三挽留不住，送走他后，妇人放下帘子，关上大门，又和王婆喝了一回酒，这才安歇。

文龙先生评论道：武大死于潘金莲之手，其实是先死于王婆子之口，后死于西门庆之药。这三个人，在主观故意上，略有差别，但是在实际罪行上，并无分别。贪财好色之人，在神昏意迷之际，遇到像武大这样碍手碍脚的，岂不杀机显露？况且当时已成骑虎之势，不得不如此。以潘金莲之狠心，西门庆之凶悍，王婆子之毒辣，但凡有点血性之人，读至此，无不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必欲将此三个狗男女杀之而后快。为何要把他们轻易放过，令其骄奢淫逸，安享荣华，无所不为，无所不至，快快活活，偷生五、六、七年。恶人富贵而淫人昌盛，天地之间还有公理吗？难道作者真是有深仇大恨，横亘胸间，郁结肚腹，无处申述，这才创作这部不平之书，意图使天下后世之人，读过之后，全都充满牢骚之语、愤激之情，而对这个万恶的社会产生与他一样的切肤之痛吗？然而看这部书，还是要尽量避免过于感性，要用理性思维，冷眼旁观。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还是想要增加一部分内容。有的人喜欢猎奇，喜欢热闹，不喜欢沉重的话题。但是，对不起，我有言在先，就是要让自己的评论具有一点历史深沉感，而这正是我的主要创作目的之一。我们读书一定要有无穷联想，读到书本之外的东西。否则让我拾人牙慧，恶不恶心哪？

我们还是先思考一下，中国落后的根源。以此引蛇出洞，引出我的话题。

农业文明对阵工业文明，绿色型经济对阵污染型经济，在短期之内，肯定要失败，因为血肉之躯抵挡不住钢铁机器的进攻。中国百年的失败史无可逃避。在民族危亡之际，曾经有多少仁人志士登高而招、大声疾呼，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这是时代的产物，尽管好些人的话语非常偏激，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们抱以“历史的同情”，没有浩然之气和耿耿忠心，根本不会有如此痛彻心扉的呐喊，哪怕说出最为偏激话语的志士，都是民族英雄。

要怎么说，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呢？曾经慷慨激昂的演说，曾经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要在尊重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下，重新思考。

我和很多人的观点不同。通过近代中国几十年天翻地覆的发展和世界整体格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更加需要反思自己的文化和走过的道路。

现在就下断语，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文明如何失败透顶，为时尚早。在年少轻狂的时候，笔者说了许多狂放不羁的大话，如今成熟以后，再也不敢口无遮拦，不敢妄下断语，不敢说非常绝对的话。不但是我，包括诸君，我们都是历史上的人，我们这段历史早晚要成过眼烟云。在我们今天坚定信守的理想，在后人眼中恐怕是荒诞可笑的。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任何人，哪怕你是“手握乾坤杀伐权”的人物，也无法逆转。“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后人视今，如同今人视昔。

如果说地球要是毁在所谓的现代“文明”和科技成果之下，还不如不“文明”的好。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有种种恶行，需要我们来批判，可也有种种善举，需要我们来铭记。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农业文明，在思想和政治上是专制，但是在可持续发展上，这种文明是绿色的、生态的、与自然和谐的、能够延续亿万斯年的。只是这样的文明遇到了工业文明这个“强盗”的劫持，已经“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为了抵制强盗的侵略，只能立足现实，只能说这个时代是好的了，尽管人类的前途未卜，甚至是没有前途可言。这个问题太复杂，也没有终极答案，可能也是出自我的偏见，在此就不再展开了。

我说的意思是，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不再重要，已成共识。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在实践中批判继承，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口头会气，那样的话，还是毛驴拉磨，原地打转。

还是谈一下我个人的感受。自从比较系统而深刻地理解一下辩证法之后，我很少说过于武断的结论，凡事我都想其两方面。当别人都说好，我就要问，就没有一点坏吗？当别人都说坏，我也要问，就没有一点好了？我这不是奉行什么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怀疑主义者直到最后也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我所认可的是一种方法论体系，在充分怀疑和调查研究之后，是会下一个比较肯定的结论的。嗣敏不才，可还称得起“敏而好古、敏而好学”这八个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人物，我基本还是宽容的，因为我有一个自信比较正确的方法叫“历史的同情”，我有很多道德瑕疵，所以绝对称不上是个君子，但是我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理解深刻，自己只能是在努力着改变自己，也许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一直在努力。

古代的君子奉行“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哲学，所以我们这些凡人总是对他们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情怀，有一种“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冲动。可是后人没有继承这样的优秀文化，相反基本都是“宽于责己，严以待人”，所以对自己纵容，对他人产生不了宽恕。心胸狭隘、坐井观天、挟私报复、勾心斗角等等“恶的情感”接踵而来。我做不到“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可也不会做“宽于责己，严以待人”，虽然不够出众，但起码我保持一份宽恕，所以我看待事情和人物的时候，喜欢设身处地地为他想，如果还不能让自己宽恕，那我就只好批判了。但是大多情况下，我还是有这种情怀的，这就导致了我对刘邦、曹操、秦桧、李鸿章等等遭人误解、遭人痛骂的人物，也产生了“历史的同情”，评价有异于常人，对不对暂且不论，但这是我的主体意识。

可是如今对裹足这种行为，我却怎么也宽恕不了。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宽恕这种行为。这是一种怎样残忍而落后的思想啊！

各位女同胞们，对不起，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可是我反对百无一能、只知欺压弱小的“绝对的男权主义”，这是脆弱而可怜的小男人。我所说的意思是由于男女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具有先天性的差异，女人想要得到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在金钱拜物教的社会中更是不可能。而“女权主义者”往往又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如果世界是一种颜色，那么人类的命运也是堪忧的。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社会角色，想要做好很不容易，我说过一个称得起好女人的女人，应该具有总经理之才，绝对不是一个女仆。

男权主义者，尤其是想通过压制得到绝对支配权的男同胞，千万不要如此，这样只会让我们更丑陋，除了看出一种动物性的压迫之外，没有一点素质和高贵精神的体现。想要征服女人也不要紧，但如何征服是个问题，不是靠权力、金钱、精神压迫来征服，我也不会天真地说，靠着纯而又纯的道德感来征服，而是靠着指挥若定的雍容气度，靠着指点江山的豪迈不羁，靠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精神境界来征服。男人们，用高贵的精神和人格魅力去努力征服吧！这才是真正的征服。

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崇拜鲁迅的文章，但是我对他的风骨，他的忧国忧民情怀，他的入木三分的批判眼光和他的《阿q正传》确实佩服。他与孙中山都是抱着治病救人的理想投身医科，可是后来发现肉体的强大与否不是关键的，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有病才是最为恐怖和可怕的，两个人，一个用笔杆子，一个用枪杆子和政治文明，想以此来治疗“民族精神病”。

这种精神千古不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

我还对鲁迅有一句话很推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中国女人的摧残，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个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精神限制，一个就是这个裹脚，这是肉体摧残，最要命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这种思潮的趋之若鹜，这非常可怕。这就不需要我们继承了。

就在这第六回当中，在西门庆和潘金莲喝酒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物件，就是“鞋杯”，就是把杯子放在女人的鞋子里喝酒，甚至还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吹捧，成为当时的时尚，就连西门庆这种俗人，也以此为乐，“西门庆又脱下她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

展现了多么肮脏的灵魂！当时的人怎么能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时尚呢？

中国的民族性就是这样衰落的。我们光骂满清政府也有失宽容，当时谁在台上都是失败的结果，只有程度的不同。国力衰败也就算了，可是为什么让男人留着那条死辫子？

死辫子就是奴性的最大象征！小脚女人是民族衰弱之明证！这两件“特色发明”是中国人永远的耻辱，是中国封建压迫最为明显的标志物。

满清刚入关之后，曾经禁止女人裹脚，但是已经无力改变当时以小脚为美的社会思潮，最后不了了之。当时对汉族男人奉行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据说当时有人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给人剃发，由于挑子一头有热水，所以留下“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说法，比喻人不是心甘情愿地剃头，是政府单方面的意志。后来词意有变化。）的政策，汉族男人在被征服以后，使用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认为女人仍然裹脚，是女人没被征服的标志。

这可真是无能的自嘲。

不知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小脚制度始于何时，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文人对这种文化的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必须承认，一代代的文人对中国文化的建设，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也不排除，无良文人对整个社会文化和思想产生重要危害。

在中国古代，在人们意识深处有四件宝贝：小农意识、科举制度、家族观念和乡土情怀。其中这个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最大的，受到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总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开始未尝不是充满雄心壮志，一旦名落孙山，进入仕途无望，就可能自暴自弃。模仿魏晋风度不成，结果在邯郸学步之后，又开始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伟大”尝试。

一次次的文字狱阉割了中国文人的“政治生殖器”，包括那些金榜题名者，在官场文化这个大酱缸中浸泡之后，也成了人云亦云的应声虫。那些不能“学而优则仕”的落魄文人更惨——除了像蒲松龄那样的另辟蹊径反而成就不朽功勋——恐怕最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