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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惠祥揭露惠莲“汉子有一拿小米儿数”，也颇为牵强，惠莲反口相讥，“嫂子，你也不是什么清净姑姑儿”，惠祥只好退而求其次，“我怎不是清净姑姑儿？跷起脚儿来，比你这yin妇好些儿！”想要比惠莲好，还得翘起脚儿，如果不翘脚儿，恐怕也要平起平坐了。被月娘呵斥之后，她还不依不饶，还想和惠莲拼个你死我活，她口口声声说促织不吃癞蛤蟆肉，可在实际行动中没看出来。文人相轻，官场倾轧，尤其是看到这些弱小人物自相残杀的时候，我的心情极其沉重，可悲可叹！
这种市井妇女的形象活灵活现，《金瓶梅》和《红楼梦》刻画的人物真实至极，反而是很难企及的艺术高峰。
十二、吴月娘在宽容与软弱中的矛盾
在西门庆嫖风弄月的时候，月娘善言相劝；在西门庆受李瓶儿托付要劝告花子虚不要寻花问柳时，月娘提醒他灯台照不到自身，自己好自为之才是正道；在迎娶李瓶儿一事上，她出于自私也罢，出于维护家族利益也好，总是时时提醒西门庆。如今在“宋惠莲事件”上，月娘也有过劝谏，可是她认事不明，遭遇到西门庆的呵斥，事后她抱怨这个昏君行货子只听九尾狐狸精的话，把她们这些只会说逆耳忠言的视同无物。要说她劝谏是没有错，可在“来旺儿事件”上，她的愚蠢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来旺儿真是意图刺杀西门庆，她劝他在家门里惩戒，不是包庇凶犯、姑息养奸吗？只要西门庆和宋惠莲在一个府里，上床之事就无法杜绝，如果来旺儿这个心结一直存在，她就不怕来旺儿发酒疯时再次刺杀西门庆吗？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月娘知道事实的真相，她明知道来旺儿是被冤枉的。难道西门庆和宋惠莲之间的事儿，她就一点儿都不知道吗？不可能。以前评论过，她遇到这样一个刚愎自用、好色无度、横行霸道的丈夫，她又是一个恪守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法的传统女人，她又能怎么办？西门庆的荣誉称号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如果月娘太过谏诤，拳打脚踢之事就不能施加在她的身上吗？她有太多无奈，这是我们的历史同情，然而，她的无奈之处也正是其软弱所在。
由此，产生了吴月娘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希望导西门庆以正，可又无能为力；一方面要保护受到冤枉、陷害、蹂躏的下人，同样是无能为力。如果像潘金莲那样是处心积虑的加害者，没有信仰，不信地狱，她不但不会有愧疚和矛盾之感，还会有一种得手后的沾沾自喜；如果像孟玉楼、李瓶儿、李娇儿那些或者隔岸观火或者自扫门前雪的人，她们对这类的伤害也基本无动于衷，因为她们只需要争取和保护自身利益，至于别人的痛苦和死活，也管不了，也不关心。但月娘不是这样，她是女主人，是第二号人物，还是唯一能让这些生活艰难的小人物寻找到心理安慰和最后一棵救命稻草的人，兼且尚有仁慈之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这种种因素相加，使她一方面扮演好好先生，一方面又不能坐视不管，可又回天乏力，这样她的矛盾和痛苦就会随之而至。
一个没有道德感的完全自私主义者，是没有愧疚感的，一个麻木或悲观的遁世主义者，也很少痛苦，可是身处红尘的芸芸众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眼睁睁地看着不公正待遇吞噬着正义，挣扎着，矛盾着，痛苦着。
月娘就是其中之一，你我都是其中之一。
十三、作者、笔者、读者与评论者的矛盾。
我多次提醒大家，这是我品评的《金瓶梅》，不是读者眼里的《金瓶梅》，也未必是作者想要描述的《金瓶梅》，各位“金学”评论家更是龙争虎斗。
按照张竹坡先生的说法，《金瓶梅》作者是按照司马迁的笔法和文风进行创作的，他称《金瓶梅》是部《史记》，而且比《史记》更加难写，因为《金瓶梅》是把几百人合成一部传记来写，人物庞杂，事件琐碎，想提纲挈领、统筹兼顾，自非易事。当然这只是某种角度的比喻，《史记》和《金瓶梅》是两种风格，哪一部大书都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各有创作的难处。《史记》凝聚了司马迁父子两代的心血，他纵横万里调查研究，遍翻典籍积累素材，自己更是为《史记》殉葬了。《金瓶梅》以其容量来看，不会比《红楼梦》逊色多少，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用眼泪的结晶荟萃成书。
在没有电脑、打字机的时代，兼且需要创意、写作、修改，《金瓶梅》之成书岂会容易？一部书能耗尽一个人的心血，要了他的命。
这是从工作量上比较，再简要看看二者的创作思路和秉持的科学精神。
一部二十四史，只有《史记》是个人创作，“成一家之言”，其他二十三部都是官修史书。因为是个人创作，或者说只要是有人参与的事儿，这里面就包含主观因素，区别在于，这种主观意识是符合辩证思维、科学精神的主观能动性还是随心所欲的个人意识。司马迁是人，他当然也有主观意识，但是《史记》之所以能够经受两千年的评判，就是因为它基本客观，符合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他不喜欢商鞅、秦始皇等法家人物，可他没有抹煞其历史功绩；他不喜欢刘邦，可是对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优点赞赏有加；他同情项羽，可是对项羽的“残暴好杀、失道寡助”毫无情面地批评；他喜欢汉文帝的宽仁，可是在《佞幸列传》中对他犯过的封建君王通病同样讽刺（西门庆有所谓五大优势，“潘、驴、邓、小、闲”，其中的邓，指邓通，是汉文帝宠臣，有铸钱之权。封建统治者喜怒无常，邓通的得志是滥赏的标志）。再加上不断有考古证明，《史记》基本可信。
如果说《金瓶梅》是另一部《史记》，那么它是否也能经得起推敲？它里面的人物和所揭示的人生规律可信吗？基本可信。如果说司马迁拿的是如椽巨笔，以名山大川为底色，以历史的大开大合为神韵，独自凭栏，面对无限江山，滚滚历史长河，纵情挥洒创作豪情，那么兰陵笑笑生就像一个精致的画师，悬浮在清河县的上空，密切地注视着西门府的动静，对里面的一砖一瓦、一花一草都进行了动态的、立体的描绘，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人前之冠冕堂皇，人后之卑鄙下流，台面上的吹拉弹唱、饮食衣饰，闺房里的放纵yin行、秘密谋划，都进行了客观的描绘。他基本是客观冷静的，没有太多的主观意识，笔者、读者、评论者只能从字里行间体味作者的无字之书。按照笔者浅见，他对人物的褒贬恰恰就是据实托出事实真相所带来的那种震撼，此时无声胜有声，无需再评。只不过是笔者浅薄，非要把那浓郁的醇酒掺进白水以蒙骗世人，最起码也是减少了原汁原味的厚重和天然，尚需读者擦亮眼睛，辩证分析。
笔者不肯能完全读懂作者的原意，评论者之间也未必存在孰优孰劣的绝对标准，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学术研究、民主思维、儒家道德、人性本恶这些不同角度去看《金瓶梅》，当然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中国人最需要求同存异、百家争鸣的思想意识，希望读者诸君都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这种矛盾不是根本对立的，可调和。
十四、这个吃人的社会存在的固有矛盾
其实一个女人喜欢打扮，爱好虚荣，争强好胜，这都不是罪过，哪个是完人呢？可商品社会就是如此残酷，私有制社会必然伴随着剥削、掠夺、占有和征服，一个绝色女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未必是幸运，因为她很容易成为老爷们的进攻目标，如果她再有以上的特点，就会使她的悲惨增加广度和强度，这就是她的错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又有什么办法呢？小百姓相信命运，难道这就是命？
说起宋惠莲的堕落，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她与潘金莲一样因为早期命运的坎坷，心理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扭曲和变态。潘金莲的表现方式就是越来越阴狠歹毒，不可理喻，而宋惠莲在失去贞操之后，就破罐子破摔，用行为放荡来报复社会和惩罚自己？尽管她宽容不足，可善良有余，所以她没有成为“潘金莲第二”，在有些是非问题上她要比潘金莲更值得敬佩。如果说贞操观念毁了惠莲，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痛恨那个万恶的封建社会，可是这种不公正时时存在，痛恨，咒骂都无济于事，只能以个体的警觉和洁身自好来规避，然而有时避无可避，那就只能是所谓的命运了。
她比金莲有是非概念，但生活的糜烂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方说从红杏出墙的原因上看，潘金莲要比惠莲强，但要从心肠歹毒与否的角度看，金莲绝对是蛇蝎美人。我们看人抓主流，所以认为惠莲还是要优于金莲的。
我们只有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参照标准来进行衡量，才可以得到中肯的结论，简单地用好人、坏人来划分人群，是骗小孩子的把戏。这种人性的复杂像团乱麻，需要牵出不同的头绪来梳理，才可以得到一条条理性的丝绦。我不认可惠莲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不管怎样说，人一死就消除罪孽了，因为她只是一个小人物，没有对这个历史造成后患。然而，作为艺术形象的她是永存的，各位读者要宽恕作为个体的宋惠莲，而对作为艺术形象的宋惠莲深刻理解，思考她的得与失。
看《金瓶梅》生慈悲心者，菩萨也！
有的评论者说来旺儿老实巴交，如今受到了天大委屈，这充分说明西门庆心肠毒辣。要说西门庆卑鄙无耻基本成立，可来旺儿一点不老实。我们同情来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就在惠莲和蒋聪还是夫妻的时候，他就和惠莲好上了。虽然有可能是惠莲主动够，但男女之间的吸引，又哪能分得那么清，探究出到底谁是主动的呢？这是世上最糊涂的一笔账儿，管你是什么明察秋毫的包青天，也无法审理明白。而且他和雪娥也有那么一腿，只不过来旺儿是弱者，我们才要同情他，同情弱者是人类共同的特性。不过我们也不要把一堆屎盆子都扣在西门庆的头上，要说来旺儿之于西门庆，就像宋惠莲之于潘金莲，互相比较，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儿，宋、潘二人都不是“清净姑姑儿”，来旺儿和西门庆也都不是什么“清净公公儿”。
有的评论者通过来旺儿敢于“醉后谤讪”，认定那是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战斗檄文，并以此为证据，说他有刚骨。我不同意。前文的论证说明，他不是一个有觉悟的人，按照他的种种表现来看，如果他富贵了，恐怕也是一个西门庆，因为他的学习榜样就是西门庆。然而要到达西门庆那种“恶的可厌”的程度，恐怕他还没有那么深的“道行”。但如果他出于忠肝义胆，想要替家主分忧，反而横遭陷害，那他确实不会成为西门庆。即便如此，来旺儿能代表正义的一方吗？不能代表。
宋惠莲、来旺儿是受害者，但他们又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也不是正义的化身。反过来再看，月娘、玉楼、雪娥、惠祥、来兴儿这些纵容者、挑战者和帮凶们，也都不是完全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月娘丧失原则有情可原，玉楼挑拨离间嫉妒作祟，雪娥一触即跳本性使然，惠祥破口大骂事出有因，来兴儿为虎作伥小民本色，所有的一切，都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坏”字来评价。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孤立无援的一叶扁舟，他们不由自主，身处漩涡，需要自保，需要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梦想和无奈，你凭什么剥夺他们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力？凭什么对他们的一些瑕疵横加指责？凭什么要用道德大棒把同样艰难度日的这群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要说可以进行道德宣判的只有西门庆、潘金莲二人，但我们是用现代视角、民主观念来看待他们的。如果回到那个时代，西门庆（或者与他同一阶层的人。）要是知道我这样批判他，他会感觉莫名其妙，这人怎么就会小题大做呢？不就是抢占一个女人，陷害一个奴仆吗？哪一家的财主老爷、达官显贵不是三妻四妾的，至于采点野花儿、陷害个仆人，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哪一个有权有势的不是把统治权延伸到那些奴才的被窝里呢？而潘金莲要是听见我的批评，马上就会投以轻蔑的一瞥。这个社会允许一只茶壶配几只茶杯，可女人只能从一而终，我西门府里有几个如狼似虎的正头货儿，那个没人伦的猪狗还是做皮匠的，缝（逢）着的就上，你说我要是不动用点儿手段，不得整天独守空房啊？我也是女人，难道没有需求吗？况且她宋惠莲也不是省油的灯儿，我争取个人利益，究竟错在哪儿了？
谋杀武大，证据确凿，如果政治清明，西门庆、潘金莲罪责难逃；气死子虚，内外夹攻，西门庆与李瓶儿只能接受良心的谴责，可确实找不到他们实施谋杀的直接证据，无法立案，西门庆心安理得，李瓶儿最终伏法——在道德的审判席上俯首认罪。
如今在“宋惠莲事件”中，除了陷害来旺儿时有违反世俗法律之外，对宋惠莲之死，找不到他杀的明显证据，本庭无法立案逮捕，因为法律以证据说话。本审判长只能把这个卷宗转交道德的法庭，用“公平、正义、公理和生活辩证法”这些律条加以审判，现实的法律对他们没有用。
我想在那个法庭中，不管西门庆如何“神通广大”都没用，因为在那里没有贪官污吏，他的金钱铺路政策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在自然辩证规律下，西门庆色欲不减而身体每况愈下，在生活辩证规律下，西门庆绞尽脑汁得来的最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不是最好的判决结果吗？
宋惠莲，来旺儿，对不起，本庭不能说你败诉，不过你们胜诉的可能性也基本没有。不过，你们放心，最后天道、公理会给你们一个终极说法。
这就是本审判长的判决结果，可能让大家失望了，然而我已尽力了。
宋惠莲和来旺儿是《金瓶梅人物画廊》中陈列的头两幅基本完整的人物画像。
不过宋惠莲的故事还要余波荡漾。
后记一四 第二十七回中的蛛丝马迹
金瓶梅》作者完璧归赵，圆满完成任务，把一部完整的着作奉献给了读者，不像《红楼梦》这个维纳斯展现了举世无双的残缺美，美则美矣，然而让后人备受折磨，精神极度痛苦。尽管《金瓶梅》是完璧，可它也留下了千古谜团，扑朔迷离，比如作者是谁？成书时间是在哪个阶段？他的身世如何？他为何创作这样一部颇具争议的着作？《金瓶梅》究竟是一人独创还是集体创作？凡此种种，疑团不下成百数十。
至今，尚无一个神探能够用缜密的分析、翔实的证据侦破此案，并且让大家心服口服。比如对作者的推断，至少有十几名“嫌疑人”，重要嫌疑人有王世贞、贾三近、屠隆和李开先这几个，不过，没有一种说法得到“金学研究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的多数通过，因此，都因缺乏足够的抓捕证据，无法将作者绳之以法，他仍然逍遥法外。
笔者后学之辈，更没有此种魄力和能力破解千古疑案。而且笔者属于鉴赏派，看书一直是只观大略，不求甚解，喜欢用宏观的战略视野来审视它，把玩它，而索引派，喜欢搜寻蛛丝马迹，以便顺藤摸瓜，以抓捕关于“金瓶梅迷案”中的通缉要犯为己任。前者立足全局，注重实战，但可能大而无当，全而无要；后者具体而微，心细如发，但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两派如能和衷共济，天下无敌，然而，世事总无两全其美，那就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此之余，兼顾各门各派，以防成为井底之蛙。
笔者鉴赏之余，兼顾一点儿抓捕工作，但是目前尚无精力和能力揭示作者是谁，只能对“《金瓶梅》是不是个人创作”略陈鄙见，当然这个专题只能在通观全文之后，集中解释，因为我要和读者同进同退，现在只能见招拆招，论证已有的证据。
请看，第十回是“义士充配孟州道，妻妾玩赏芙蓉亭”，二十一回是“吴月娘扫雪烹茶，应伯爵替花邀酒”，二十七回是“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大闹葡萄架”，这三回都非常特别，既能承上，又要启下。何时“玩赏”？是在收拾完武松之后，“潘十回”接近尾声之际；何时“烹茶”？是在李瓶儿归附，西门庆与吴月娘之间的冷战冰消云散之后，至此，“李十回”接近尾声；何时“私语”、“大闹”？是在解决完来旺儿、宋惠莲之后，“宋五回”接近尾声之际。这之间有什么奥秘吗？
在“潘十回”中，一直是紧锣密鼓，勾引、成奸、杀人、娶妇、陷害，然后“玩赏”，就在第十回中西门庆收用春梅；在“李十回”中，情节同样一波三折，勾引、成奸、气死、错嫁、逻打，然后“烹茶”，就在第二十一回里，出现了少有的关于吴月娘的性描写；在“宋五回”中，总是硝烟弥漫，勾引、成奸、醉骂、陷害、自缢，然后在二十七回中出现了第一次臭名昭着的性描写。体现出的这种缜密思维难道能是集体创作赋予的吗？《金瓶梅》看起来松散无序，其实千里伏线，而且西门庆在每一次的阴谋得逞之后，都是纵欲狂欢，是否说明酒、色、财、气总与阴谋、陷阱、死亡、罪孽朋比为奸，结伴同行？酒能乱性，色能迷人，财可勾魂，气可杀身，而这一切是否与死亡、杀戮密切相关？难道作者如此设计真就一点深意没有嘛？设计如此巧妙真能是众人创作的结晶吗？
还有待于考察和思考！
还是回转正文。自从宋惠莲进府之后，西门府总是硝烟弥漫，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宋惠莲首先举起大旗，她以陈胜起义时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行动纲领，不甘于出身平凡和地位低下，从床上，从床下，兵分两路，向西门府里的统治阶级发动了全面攻击，最后几乎把所有人都卷了进来，“西门府大战”由此爆发。
宋惠莲有三误：一是“成功”忘本；二是毫无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智；三是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团结大多数，陷入孤军奋战之境地。最后地主阶级勾结一切黑暗势力，疯狂反扑，起义军遭受镇压。宋惠莲自缢身死，来旺儿被押回原籍，宋仁连气带恨，伤重不治。如果“宋惠莲起义”获得胜利，战后格局必将发生深刻变化，当然，所谓的变化，极可能是宋惠莲成为狠毒不及的“潘金莲第二”，来旺儿成为西门府干将，而宋仁成为“皇亲国戚”而已，然后镇压另外的不叫宋惠莲的宋惠莲。
这叫历史的周期律！
在这场大战中，潘金莲作为地主阶级（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半奴隶半主子而已。）的阴谋家，成功策反了最高领袖西门庆，使这个“锐意改革”，试图给起义军一席之地的统治者改变主意，下定决心保持现有政治格局，与潘金莲一拍即合，利用阴谋诡计镇压了反抗。当西门府重新获得短暂平静之后，西门庆、潘金莲劳逸结合，进入了休整期，狂欢痛饮，这就产生了臭名昭着的“潘金莲大闹葡萄架”。不知道是不是血腥味刺激得他们如此疯狂？
在总攻前夕，潘金莲当着孟玉楼的面儿立下军令状：如果让宋惠莲成为西门庆的第七个老婆，她把“潘”字倒过来写。后来，她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自得着，意满着，狂笑着，逍遥着，然而，一进西门府，就进入了永远无法停歇的战场，直到彻底毁灭，否则一直都是狼烟四起。
就在“潘金莲大闹葡萄架”之前，还有一小节故事叫“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偷听完李瓶儿的话，体味了什么叫晴天霹雳，原来李瓶儿怀孕了。一个有钱、有色、有子的女人对潘金莲意味着什么，她最清楚。至此，她才知道扳倒一个宋惠莲不算什么，最大的威胁恰恰在统治阶级内部，于是，她重新调整战略方向，并且“疯狂扩军备战”，因为她读书识字，知识面广，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知道要想排挤政敌，还得策反西门庆。李瓶儿能生子，潘金莲也多方努力，可肚子就是不争气，怎么办？就此沉沦下去吗？不能！绝对不能！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背地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她干出来（孙雪娥语）。”这就是潘金莲的优势所在。除了在床上想办法，还能怎么办？所以，才有“潘金莲大闹葡萄架”。这就是性描写在《金瓶梅》中的作用，这段描写露骨、大胆，突破了中国文化和民众心理的底线，所以《金瓶梅》被视为“yin书”。然而，要没有这样的描写，就不是潘金莲了，《金瓶梅》也就称不上《金瓶梅》了。这段基本相当于a片的情节不可删，只是在暴